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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尔夫冈.卡舒巴著,杨利慧译:从国家的到全球性的:变迁中的欧洲认同?
发布时间: 2010-09-15  


【德】沃尔夫冈•卡舒巴著,杨利慧译《从国家的到全球性的:变迁中的欧洲认同?》,《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


从国家的到全球性的:变迁中的欧洲认同?[1]

 

(德)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著  杨利慧译

 

毋庸置疑,1989年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不仅改变了它的政治景观,而且尤其改变了其文化上的自我认识。一些观察者甚至声称:1989年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欧洲!他们的话有两方面的指涉:第一、对于跨国的(transnational)空间和统一体的共识;第二、重建的各种国家认同的不同模式。

不过,在1989年之后,许多人才逐渐意识到:欧洲认同的观念在历史上、现实中是如何年轻而又模糊。这是因为:一方面,将欧洲作为“西方”或者“基督教”的前现代自我认识大多是建立在对于权力的历史性观念的基础之上的。或者它们是被建构为与“外在的他者”相对立的划分:“欧洲”是与非洲或亚洲不同的。并且,这些自我认识从来不考虑整个欧洲大陆,既不在空间上考虑,也不在文化上考虑,而仅只考虑欧洲的南部和西部,比如意大利、希腊、法兰西、大不列颠等等——它们被视为欧洲文明的经典核心的代表。另一方面,当欧洲在19世纪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它追随的是这样一个观念:“诸国家的欧洲”。一直到20世纪,这一观念本质上并非有关文化上的相似性与政治上的融合。相反,其主导性的原则是:区别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即通过国家的形象与民族的成见来达到相互的、策略性的区分,也就是,通过共享国家的血统、历史、语言等形象——也就意味着通过文化的形象,以及通过绘制国家的边界、领土和精神的地图等方式,来达至彼此的区分。因此,一种对内的“国家的共同体” 的观念被期待建立,而对外建立的则是一种“陌生”感:沿着一条由起源(血统)所界定的严格边界以及对于归属的文化观念,来区别“相同与相异,朋友与敌人”。

这一观念获得了成功,因为欧洲民族主义从根本上即立足于情感上的和审美上的认同观之上。通过它们,人们学会对国旗和国徽做出情感上的和具体化的反应。英雄的照片以及崇高的声音被创作出来,以唤起集体的情感:唤起一种象征性的、被渲染的“命运的共同体”、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借用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的说法)的感觉。

考虑到文明的历史,这些国家的“鸡皮疙瘩”(用于打造国家认同感的所谓民族特征的具体呈现)所关心的是一种“物质上的”和“身体上的”身份。因此,它们代表了一种对精神进行驾驭(mental dressage)的重要行为。众所周知,这最终不仅唤起了戏剧性的情感,而且还引发了悲剧性的欧洲与世界的战争!

下面我要再一次引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3]的精彩说法。白里安是一战和二战期间的法国总理,是一个真正的“忠诚的”欧洲人。他的这段话写于1920年代,它以一种老手的恶作剧式的口吻,显示了这一运用国家形象和情感来进行的历史性的“欧洲游戏”

 

一个俄国人——知识分子

两个俄国人——芭蕾舞

三个俄国人——革命

 

一个意大利人——曼陀林琴

两个意大利人——黑手党

三个意大利人——战败

 

一个德国人——学究

两个德国人——啤酒派对

三个德国人——战争

 

一个法国人——胡言乱语者

两个法国人——恋人或夫妻

三个法国人——会议

 

一个英国人——白痴

两个英国人——体育比赛

三个英国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1920!)

 

一个美国人——一杯鸡尾酒

两个美国人——两杯鸡尾酒

三个美国人——三杯鸡尾酒

 

据我所知,与美国人相比,鸡尾酒的确给白里安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不过,那时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反美主义的情绪。因为美国这个大西洋那边的“新世界”似乎挑战了“旧世界”的优越性——至少从欧洲工业家和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与当下的情形似乎相似:欧洲人和美国人充满不信任地认为:中国和印度正在成为世界权力“俱乐部”的新成员。

但是在历史上,考虑到这种新的全球性的竞争,一个统一的欧洲的观念突然看上去似乎是可接受的——尤其是从一种排外的文明、一种“有教养者的欧洲”的方面来看。因此,这种对外的区分造成了新的对内统一的观念。

从文化上说,新的敌人、从前的殖民地——美国,仍然是欧洲总体的一部分。巴黎的罗浮宫相对梦幻工场好莱坞,精品艺术的悠久历史相对“轻浮的大众文化”:在欧洲精英们的眼中,欧洲的文化遗产与优越性看上去似乎依然是稳固的。

因此,白里安作品里的形象采用了来自历史、文学、艺术与音乐方面的母题,这并非巧合。他使用了一种共享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的标准已经被欧洲特性打上了印记。这种记忆传统上包括民族英雄与精神、生活方式与艺术等。这些几乎都是陈词滥调和成见,但是以一种有区别的方式和嘲讽的口吻被编织起来,以塑造出一种具有良好教养的、见多识广的欧洲精英的“共同记忆”。今天,在几乎一个世纪以后,这些形象依然为我们所熟悉。这种“文化的记忆”依然在我们的时代里起作用。但是,它正变得衰弱,而且,它将被变得更加多样、更加世故。

这里还有另一种显著的延续:像在白里安时代一样,直到今天,“欧洲的”认同观念似乎依然主要是“具有良好教养者和精英主义者的欧洲”这一成见的投射。

对于目前这种“欧洲的欧洲化”(Europeanization of Europe),我想贡献一些新的思考,尤其是考虑到实际发生的、从国家的到文化的和全球性的自我形象的转折上。本文大略集中在三个主要话题上:第一、政治性的欧盟的欧洲;第二、欧洲的日常生活:风格与潮流;第三、移民导致的欧洲认同的全球化。事实上,所有这些话题如今都是欧洲的民族学家们关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我柏林的研究所,我们力图把研究聚焦在欧洲的这些变迁上。

 

一、   欧盟的欧洲

考虑到欧盟在过去几年间的拓展,似乎存在一个主要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欧洲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为两种彼此矛盾的倾向主导着:一方面是对以往各个国家的货币、机构、规则的统一化。如今,私人住宅的建设不得不遵循相似的建筑标准;葡萄酒和奶酪的生产也按照主要的原则和配方被重新组织。这样一来,这些产品似乎部分地失去了其原有的典型性的和地方性的风味。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欧洲的汽车制造业和啤酒市场。这一切似乎显示着存在失去“多样性”、因而失去“文化”的倾向!这一生产和消费的标准化被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作为“自上而下的政治”、作为欧洲式的政体而被实践的。它意味着致力于国家统治的调节与调和。同时,这些政策也造成了其成员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条件的同化。因此,有关社会安全和社会公正的传统的欧洲观念肯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也是“自上而下”的,布鲁塞尔力图通过文化政策来促使欧洲全面地融合。这些文化政策竭力发展出特殊的欧洲“认同产业”:通过保护欧洲的文化遗产,例如历史性的纪念碑和建筑;通过中央集权式的教育观念和文化竞争观;通过欧洲统计局的各种统计模式与地图而建构出的“数字与价值的欧洲”;通过超越国家的“欧洲区域”和生态观念;或者,通过欧洲式的产品设计和消费模式。因此,葡萄酒市场和奶酪种类、储蓄罐与建筑风格、戏剧节与音乐竞赛等等的统一化,实际上都创建着“欧洲式的”模式和商标,也建构了“欧洲认同”的不同面向!如今,如果在欧洲之外旅行的话,就会立刻感受到这种认同已经成为根本性的并貌似真实。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克瑞斯·萧尔(Cris Shore[4]将布鲁塞尔的双重策略归结为:一方面,“发明人民的欧洲”;另一方面,“发明同一的欧洲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制造一个大众化的欧洲,就需要有新的欧洲公民加入其中,而他们应该是一个共同的类型,符合相同的规范,并有与新欧洲相符合的外在形象。

当然,这一官僚性的“欧洲化”也得益于日益增长的对全球化的恐惧。由于通常欧盟看上去是如此远离地方和区域世界,如此陌生而强大,因此它得到了一个不好的名声:作为管理机器的“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但是衬托着不可阻挡的、危险的“全球化世界”的背景,欧洲的地平线突然间显得亲切而熟悉——几乎就像家乡的地平线一样,承诺着隔离外界的“陌生世界”的保护与安全。因此,突然间,人们重新发现了他们的欧洲邻居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与自己的亲密性。

但是同时,人们也发现了那些“他者的”邻居们的新的陌生性,尤其是在中欧,随着铁幕的去除,一个新的空间上的社会亲密性被重新建构起来,那些社会——曾经被划分为彼此隔离的两半:东欧和西欧——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已经相距遥远达半个世纪之久了。此外,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东欧社会不得不发展出新的自我认识。这些自我形象几乎都涉及前社会主义时期的形象与观念:古老的国王与战争、历史、语言与文化中的传统——都涉及“国家的”重新设计的记忆与身份。因此,在东欧,在许多情形下,国家似乎作为“命运的共同体”再度被唤起。这种情形在过去的岁月中被匈牙利和波兰的例子所证明,在那里,天主教信仰获得了“国家宗教”的地位,或者传统的家庭获得了“民族的价值”。

自然,当以前的社会主义邻居如今成了对手——他们为了资源、资本、旅游和市场而竞争;或者,当他们为了对历史的新阐释而彼此竞争时,这类国家的复兴也使“区别的政治”的新形式合法化了。当我看到在过去几年里,原来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及其历史被分裂时,我很高兴我不是捷克或者斯洛伐克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不得不重新撰写两个“独立的”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这种国家的“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在东欧进入欧盟之后依然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赞成欧盟统一的投票中,明显存在着双重的体系。由于接受了东欧国家,“新的欧洲”自然想重新塑造新的共同体——根据他们自己的认识。但是所有的欧洲项目,从历史观念、宪法和公民社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到生活方式与消费实践,所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带着西欧的标志。就此而言,欧洲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力关系并没有真正被改变。东方遇到了西方——但却是在“西方化”的条件之下,当然,也存在着一种新的“东方化”。因此,按照萨义德(Edward Said[5]对欧洲人在殖民时代对“东方主义”的建构的经典分析,如今一些评论家认为东欧成为了新的“欧洲的东方”,是西欧的殖民地。

不过,欧盟的策略性观念在东欧也显得是有吸引力和包容性的,因为这种“欧洲的欧洲化”主要以“欢迎来到堡垒!”的姿态而出现,作为获得平等的物质生活资源以及个人生活观念扩大的允诺而出现。这是生活规划(life mapping指个人可以安排计划自己的生活所必需具备的物质条件和自由度)的两个视角,在以往的欧洲社会主义条件下,这是很难想象的。

 

二、         “欧洲式的”生活方式?

但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使通过布鲁塞尔的政策而实施的策略性、政治性的“欧洲的欧洲化”出现了偏离: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上的“欧化”,在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life-worlds)中已然发生。这种方式的欧化远远超出了欧盟的边界。这是我要谈论的第二点。

这种“另一类”的欧化的缘由与规则根本不是新的。它们在前现代时期已经存在了:移民与流动性创造了“实际的文化比较”的特殊的欧洲传统。四处游动的工匠、学生、商人与艺术家得以知晓其他的城镇、宫廷、社会。然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见闻带回家乡,对它们进行讲述和比较。因此,他们已经在实践“移民的生活”。他们生产了“移民的知识”:一种扩展化的、系统性的、在整个欧洲大陆传递的知识的最初形式。

对这样的实践来说,有关“同一性”与“他者”的观念并没有狭隘到国家成见的排外的二分法。相反,“他者”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受欢迎的新鲜事物,是对他们自身的生活范畴的扩展。它意味着变得世故老练、富于经验,变成——用现代的话语来讲——前现代时期的跨国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

尽管在国家之间以及人们的头脑之中存在着国家的边界,这种意义上的“跨国主义”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一直延续着。贸易与交通、文学与艺术以及以后的电影与电视使更多的比较和传播成为可能。但是它主要是在欧洲内部的流动,现在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密集的对欧洲多样性的体验。今天,一多半的欧洲人经常旅游,而他们最主要的旅游地是在欧洲内部。这种旅游的重要内容是体验“被言说的语言”的多样性(尽管常常并未真正理解),但同时也是体验一种共同的“被生活着的语言”——比如在音乐、食品文化、足球与球迷文化、“欧洲的”偶像与事件等等之中体现出的共同的文化实践和品位。这种体验已经创造出了自身的跨国空间以及文化之间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有关推断与生活的“欧洲风格”。

这的确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欧洲化。它不仅仅是立足于理论化的“关于他者的知识”之上的,而是植根于实际的借用、修正与混合之中。通过应对多种起源的文化模式,新的品位、新的风格、新的仪式逐渐产生。而且,它们也使对“同一性”的变化和转移成为可能——遵循文化上的“利用现成之物以创新”的原则,人们创造出了“文化的杂生状态”(cultural hybridity)。

因此,国家形象与民族成见至今仍然存在——几乎就像上面引用的白里安的文本一样。但是它们经常与暗含的嘲讽、甚至是自我贬低相结合。例如,一个笑话说:“到波兰去吧,你的汽车已经在那里了。”这个笑话是波兰人自己编的,它涉及这样一种事实:德国汽车是偷车贼的最爱,而波兰则是偷车贼们最近的东部“销赃港湾”和市场。说着这个笑话,波兰人既嘲笑其自身以及“东欧人具有偷车习性”的民族成见,同时也嘲笑其时时担心他们的保时捷汽车、马自达汽车的德国邻居们。还有,当谈到英国—德国之间的足球比赛时,著名的英国伦敦《太阳报》依然使用“德国丘八”(Huns)一词来指称德国人的形象。这一用语与中世纪时期和战争相关联,尤其是指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德国侵略。今天这一引用更像是一个仪式,其中已经包含了(英国球迷在将德国足球丑化的同时,也)承认自身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踢球失败的恐惧。因此,如果在英国球迷的眼里,踢赢了球的德国人变成了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形象,那不是一件更加令人不安的事情了吗?!而且,根据一次最近的对民族心意的调查,德国人对英国人的主要印象是“男同性恋者、苍白平板的女人”,迷恋“怪异的罪行以及他们自己”。这是德国读物中有关英国人的幽默与犯罪文学的介绍的结果。反之,英国人认为德国人是“肥胖的、毫无幽默感的、喝啤酒的、有效率的和傲慢自大的”,但是“精神上危险地不稳定”。

当然,这些部分地是出于自嘲式的夸张,承认自身的成见。但是对许多生活在欧洲的年轻人来说,这些国家的或者欧洲的形象不再被用来作为指点途径的路标,甚至在开玩笑的意义上也不是。许多年轻人要么是没有分享其父母一代的历史与文化记忆,要么就是来自移民的家庭背景和完全不同的经历。所以,他们的“生活观念”牵涉到的文化空间与氛围都直接来自于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街区生活与社会运动,青年文化与媒介文化,时尚的大都会与区域。他们的生活世界主要是在大城市中,这似乎意味着两种承诺:自由与冒险。他们越来越多地从这些地方寻找的,越来越少地不再是“社会的区域”与“民族的共同体”——它们意味着稳定的空间秩序以及传统移民的社会统一体。它们越来越难以找到了。相反,他们通过“片段”(scapes)和“流动”(flows)而被组织起来:通过“暂时性的”生活方式与实验性的共同体,来形成文化认同与集体身份,而不是通过共享的文类和记忆而结成的极权主义的共同体。因此,我今天演讲的题目 “变迁中的欧洲认同”有两重含义:第一、有关国家和民族归属的形象的急剧变化和转换;第二、其他“更加柔性的”、更加流动性的因素——例如更大的“欧洲”认同与更小的“地方的”或者“街区的”认同——正变得日益重要,所有的这三个层面是不断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三、         全球化的认同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变迁中的认同”还意味着由于新的“全球性的”格局,欧洲现在成为了争夺形象与叙事的战场。“全球性的”格局造成了原教旨主义者的“认同的政治”不断抬头,它遵循的是封闭的意识形态原则,不仅仅包括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观念,而且也包括基督教或者民族主义运动的观念。所有这些观念都遵照本质主义者、常常也是种族主义者的思想模式。与此相关的许多冲突与争论都发生在移民问题上。其背后明显表现出新的认知的社会模式,尤其是在9·11对纽约的恐怖袭击之后。

从那以后,许多欧洲人根据“自己人与他者”、“真正的欧洲人与非欧洲人”来重新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定向。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移民群体正在被与新形式的“异己性”(otherness)和威胁相联系。尤其是穆斯林背景被认作是欧洲培育新的穆斯林恐怖的温床,因此,他们成为了新的、更加严格的安全政治的对象。

我想我们都赞成这一点:我们需要政治和警察来反对恐怖主义,社会也需要驱除恐怖主义。但是,很多人也会同意:目前这样通过将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小群体加以孤立来应对恐怖主义的办法很少能够获得成功。相反,穆斯林从整体上被置于猜疑之下,结果导致了民族和种族的歧视。因此,在火车站和公共场所被视频监控的对象成为了“东方”的体现。即使大多数移民都出生在欧洲,但起源(origin)上的文化陌生性(cultural “strangeness”)依然成为了中心特征,这种所谓的“陌生性”被用来为建构民族和国家的成见提供合理的辩护。这种辩护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必须被保护,而且必须从那些“陌生人”中被拯救出来。

这在双方面生产了新的原教旨主义。以此方式,那些伦敦、巴黎和柏林的穆斯林社区成为了许多年轻穆斯林唯一安全的社区,因为他们觉得社会中对他们的仇视正在日益增长。在许多情形下,那些年轻人缺乏教育和工作机会以作为基本的职业发展和社会策略的前提条件,因此,作为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的身份意味着他们能够在家庭和社区中被认同和接纳。这种处于被孤立的社会情境中的形势进一步促使了意识形态的激进化,这一进展被用宗教的外衣掩饰起来了。

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的中产阶级中,一种侵略性的反移民主义已经开始扩展。它严厉抨击错误的自由主义,并且作为“我们自己文化”的拯救者而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仇外(xenophobia)。这种仇外不仅仇视来自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的人,也仇视来自非洲和东欧的人。在许多方面,这种仇外的性质就是种族主义——通过将血统和起源予以本质化的方式。

所以,穆斯林以及中产阶级的原教旨主义者对形象以及成见的利用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状态。这种对于他者和同一性形象的螺旋式上升情状彼此激发,交互建构,结果越来越糟。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实践着一种“区别的政治”,加剧了双方的攻击性态势。对双方而言,这是一种策略性的算计。同时,原教旨主义的阵势日益为宗教的和历史的形象所强化,企图使久已忘却的回忆与叙事的集体文化得到复兴。穆斯林们发现:基督教十字军战士是一个敌人的神话般的形象。他们决定:是对他们的欧洲后代进行最终报复的时候了,这一报复既因为历史上的战争,也因为现在的羞辱。与此相反,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现在要召回的是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对维也纳兵临城下的记忆。奥斯曼帝国军人的长刀不仅仅使人想到历史上伊斯兰教世界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在象征的层面上,它们也令人联想起当今年轻移民们日常佩戴的刀具,甚至是在柏林或者阿姆斯特丹发生的那些 “为了家族荣誉而杀戮”的凶器。在此类关于“东方”与“西方”的记忆和复兴中,历史事实或者社会真实无足轻重。

因此,宗教的划分再次令人瞩目,这也是因为在许多东欧社会中,新的民族—宗教运动与政治团体已经形成。从那些话语和冲突中,对旧的认同进行协商的新空间也发展了起来:语言、宗教和文化作为“文化遗产”而成为需要。相反,社会公正、政治自由的诸多问题却被人们置于脑后。那些想被认定为“少数民族”、“独立区域”或者“宗教运动”的人们,正在竭力在运用“文化”上的依据。

 

结论:“跨文化的”模式与形象?

我的简短结论是:就认同的政治而言,实际上在欧洲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认同的文化化”。“柔性的”母题与意象在不同层面和各种各样的混合物中被结合起来,从而部分地导致了相当“刚性的”信息。多样化的认同因此不再彼此排斥,而是相互支持,甚至“宗教”与“街头生活”现在也是可以兼容的。在超越国家的空间里,新的景观和规则以跨文化的模式——尤其是以青年文化和宗教运动的形式——得以浮现。因此,欧洲实际上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文化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国家的”与“欧洲的”的力量之间存在着张力关系,它将会继续引发麻烦。

最后但也非常重要的是:欧洲化也意味着戏剧性的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均发端于欧洲,并在灾难中终结。欧洲化也意味着从根本上承认这些灾难已经成为过去。欧洲代表着一个景观和社会,现在正“被经历着”,并被真正严厉和粗暴的历史教训所“教育”。我觉得这种认识目前正强有力地影响着当代欧洲及其公民社会。

但是,这种认识是新的,是自1989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它是“变迁中的认同”的一部分,是将一个新的文化的、民族的“欧洲化的欧洲”植入集体记忆的巨大烙印的一部分。但是,这只是一个欧洲人的“局内观”,是我们思想里的“内部装饰”。所以,也许来自“外部”、来自中国的观点和感知,将使我们获得全然不同的印象。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了解在座的诸位中国同人对于这些“陌生的”欧洲观点和“部落”的看法。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0年第3

 

 

(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1950年出生,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北京 100875

 



[1]本文是沃尔夫冈·卡舒巴教授于201041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所作的演讲,是卡教授四次系列讲座的第二讲,由杨利慧担任现场翻译。翻译工作得到吴秀杰和彭牧的诸多帮助;讲座结束后,北师大民俗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包媛媛、卞梦薇同学根据录音整理了部分文稿,为本文的最后改订提供了便利,并致谢忱!——译者

[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美国康乃尔大学讲座教授,著名东南亚研究专家。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是探讨“民族主义”的一部经典力作。该书中译本由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出版。——译者

[3]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862-1932) 法国政治家,从1909年起11次联任总理。任外交部长时是洛迦诺条约的主要筹划者(1925年)。这一条约保证了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边境的和平。他也起草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1928年),并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

[4]克瑞斯·萧尔:现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策人类学、大学的改革与全球化、欧洲民主的重建等。——译者

[5] 爱德华·萨义德: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以提出“东方主义”而蜚声世界。他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是缺乏真实依据而凭空想象出来的;西方世界对东方人及其文化有着强烈的偏见。这本书成为了后殖民论著的经典。——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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