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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严歌苓与北师大师生亲切对谈
发布时间: 2014-12-13  



 

2014129日晚7时,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文学院学生会联合主办的“金声玉振文化论坛之严歌苓专场:写作的空间穿越”主题讲座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九502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教授特邀为嘉宾主持,国际写作中心副主任梁振华出席本次讲座。此外,师大百名学子也积极参与了此次对谈。

 
驻校作家严歌苓女士                                                  嘉宾主持张清华教授

 

立足本国素材,注重文化穿越

在严歌苓看来,穿越有一种泛义的理解,因为它不仅有地域的穿越,还有心理空间的穿越。如果不完成这个穿越,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和语言就难以被其他所有的民族理解。为此,她特别谈到了她的亲身经历,她在芝加哥上学第一天,由于穿着朴素,被怀疑并非是搞文学写作的人,因为在美国,文学创作同反传统的、前卫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作家应拥有着自甘边缘、自我放逐的形象。

严歌苓接着谈及了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沟通障碍。在种族、同性恋等诸多问题上,她与美国的同学之间的观念有着迥异的看法,伴随着这一系列的思想理念差异,严歌苓感到很苦闷,也明白文化差异足以影响到文艺创作的接受程度,她由衷地感慨:“假如人们不把这样一种道德审美架构起来,谁能够看得懂《白毛女》和欣赏它呢?”

对于文字背后的文化,严歌苓指出,她不追求能够把一种文化抑或是审美观翻译成功,因为文字可以翻译,但是文字所代表的文化、道德审美观是难以被翻译的。中国作家之所以很长时间是默默无闻,是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体验无法被外国人所理解。严歌苓以小说《天浴》中文秀之死巧论中外理解差异。在那个年代,文秀代表了一代女知青的悲剧命运,然而她精心设计文秀之死,却难以被美国人所理解。

因此,严歌苓坦言:“语言翻译了还有概念上的翻译,很多东西是非常痛苦的,需要大量的注释讲解。”

 

关注移民视角,体察移民生活

严歌苓指出,生命移植的排异的过程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很值得细品和琢磨。她在移民期间被主流文化所排异,内心十分痛苦。因此写成《女房东》、《海那边》等著名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通过详细刻画边缘小人物敏感到病态的程度,反映了细致而丰富的移民之痛,为读者展示出“迁移”这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

接着,严歌苓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总结了这种感受:“我把自己的根从热土上拔起来,这个根却是潮湿的、裸露的,我总觉得这就是我的神经。它比所有的东西都敏感,这种敏感是略略带疼痛的。这种敏感极为夸张,人家一个眼神都能伤害你。”

接下来,严歌苓与听众分享了她在非洲居住的经历,指出自己的思维体系又被洗牌重组。非洲的落后的生活条件让她联想起中国的灾荒,落后的婚姻制度给她以极大震慑,基于此,让她在此期间创作出《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这样的佳作。

严歌苓提到了一个酋长的女儿,在这个女孩儿在做她的保姆时两次在她面前下跪承认错误,“下跪”这个反现代文明的举动让严歌苓很难接受。诸如此类的经历深深地烙印在严歌苓的心里。她认为,非洲人民的这种抽象意义上的苦难是人类历史所共承的,尤其让她想到曾经的中国人。

在非洲的数年时间中,严歌苓明白了地点的变化亦是写作穿越的重点,身处在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能直观地感受到“人”的观念、“文明”的定义一次次重新建立,而这种“破与立”不仅仅引人深思,更能极大地丰富文学创作。


 

体验多种文化,实现游放创作

严歌苓自我评价道:“我不断在世界各地走,也就形成在哪里也都不想待长的想法。因为在哪里待长了,我就失去了质疑主流社会的清醒。我很喜欢目前的身份,使得我在任何一个主流社会里都不算一个主流人,因此能尽可能地保持思想的纯正和质疑。”

严歌苓认为自己是属于自我游放,自我放逐生活状态之中的作家。她写中国既可以用历经沧桑的成年作家的口吻,又可以用具有他国经验的旅居者的口吻创作,这种多维经验的对比形成了她绚烂繁复却精妙绝伦的创作风格。 

在现场的提问环节,严歌苓和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她的回答多次得到了师生的掌声,活动在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中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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