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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独玉(Sue Tuohy)博士谈西北“花儿”
发布时间: 2014-11-04  


 
讲座现场
 
   2014年10月22日上午,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杨利慧教授之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苏独玉(Sue Tuohy)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励耘报告厅,做了题为《对建构传统和遗产过程的反思——以‘花儿’为例》的学术讲座。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北京校院的专家、学者、研究生,共计60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苏独玉博士讲座
 
  苏独玉博士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花儿”的田野作业,至今已坚持了三十年,是美国民俗学家中为数不多专攻中国民俗的学者。
  苏独玉博士的报告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在迄今的“非遗”话语中,往往忽略历史上不同机构、团体和个人在相关方面的长期工作,其实,远在“非遗”运动之前,类似的“保护”实践已经展开。她的讲座以“花儿”为例,生动、细腻地展示了“花儿”从“野草”到“非遗”的变迁历程,其中充满了不同的话语实践及组织工作。她首先介绍了“花儿”研究的背景。“花儿”目前分布于中国甘肃、宁夏、青海三省,以及新疆、陕西、四川等省区的局部地区。是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裕固等多个民族共享的音乐文化形式。其分布范围之广在中国的民歌中是十分少见的,但直到20世纪后期,国内外学界才意识到其宝贵价值。学者们的研究往往把历史与当下分开,造成了对“花儿”研究的诸多不足。苏独玉博士回忆了自己写作博士论文《被想象的中国传统:以花儿民歌,花儿会,花儿学术为例》的过程。她因博士论文与中国“花儿”结缘,30年的时间,她见证了“花儿”从“野草”到“美丽花儿”的过程。
  接着,苏独玉博士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花儿”的研究工作和话语实践,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把“花儿”作为唤起民智的工具,开始倡导支持并推广“花儿”。20世纪50年代,“花儿”的组织形态被标准化和系统化,“花儿”被认为是“超体裁”(super genre)的文学类型,得到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20世纪80年代,“花儿”被嵌入了多元化体系内,“花儿”表演分为有组织的“花儿”歌会、“花儿”比赛以及无组织的自发性“花儿会”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花儿”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民间乐队或纪录片制作活动进入商业文化的视野。2000年以后,由于“花儿”申遗工作的开展,“花儿”成为了代表国家文化的一个符号。
  最后,苏独玉博士总结认为,研究“花儿”不仅要关注其如何被作为国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要深入探讨民众、政府机构和研究者如何参与了从“花儿”到“非遗”的知识生产过程。
 

刘铁梁教授发言
  
  在提问和讨论环节,苏独玉博士与在场的师生们进行了热烈的对话和交谈。她回答了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如何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以及在田野作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及趣事。岳永逸副教授向她介绍了20世纪之前中国学者对“花儿”的研究,讨论了中国学者对“花儿”的关注。刘铁梁教授的发言认为,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太过形式化,不能给非物质遗产传承人贴标签,使其丧失了在日常生活中传承的条件。苏独玉博士表示认同,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充分尊重当地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在座师生们纷纷表示这场讲座受益良多,开阔了自己对于“非遗”概念的认识,对自己的田野作业方式有了新的思考。(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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