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学术交流，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策划的“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新视野——研究生学术素养系列讲座”在2021年10月—11月成功举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鲁迅博物馆与首都师范大学的六位学者应邀进行了专题讲座。文学院刘勇、沈庆利、黄开发、张莉、张国龙、李浴洋与陶梦真等教师主持了讲座或者担任与谈人。来自校内外的数百名师生通过线下与线上的方式参加了讲座。

10月13日，系列讲座第一讲与第二讲在文学院5049会议室举行，由沈庆利教授主持。第一讲的题目为《怎样理解鲁迅杂文？》，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洁宇教授。讲座内容涉及杂文的文体意义、杂文的艺术特征、杂文与鲁迅文学观念的关系，以及鲁迅杂文研究回顾与展望等方面。在讲座开始前，张洁宇教授向鲁迅研究中心捐赠了张恩和先生的书法作品。

讲座中的张洁宇教授

张洁宇老师首先强调了杂文之于鲁迅的重要性，进而分析了杂文与鲁迅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关系。张老师从鲁迅的《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出发，鲁迅认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最要紧的‘行’，不是‘言’”。在言行之间，鲁迅选择的是“行”，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学应该有新的美，这新的美是热情的、严肃的、尖锐的，亦即杂文之美。

张老师还探讨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鲁迅的写作是非常严肃的，是拒绝妥协和粉饰的，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张老师指出讽刺是鲁迅杂文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艺术手段，特别看重鲁迅杂文中“有情的讽刺”这一特点，她指出和“有情的讽刺”形成对比的是“无情的冷嘲”。鲁迅杂文正是以其“诗史”的雄心、“有情”的姿态、洞察并执滞于世事的“杂”与“真”，和“锋利而切实”的“骨力”，实现了为“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作证。

张老师主讲结束后，黄开发老师和李浴洋老师与其就鲁迅杂文研究问题进行了交流。

第二讲的题目为《如何重新打开文本——以鲁迅的<端午节>为尝试》。主讲人为首都师范大学孟庆澍教授。孟教授以“差不多”为关键词切入，对《端午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他指出，在胡适《差不多先生传》中，“差不多”指国民的不认真、不仔细、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国民性弱点。而《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口头禅“差不多”则代表了对于新老、强弱差异的否定，对进步的怀疑和否定。

讲座中的孟庆澍教授

通过对比鲁迅与胡适观点的差异，孟老师认为二人的“差不多”其实差很多。胡适当时的注意力在“好政府主义”上。鲁迅对胡适提出的实验主义、好人政府并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对“好人”的期待是靠不住的。孟老师解读了在小说中四次出现《尝试集》的多重意味。无论是鲁迅对“阿呀体”诗歌的讽刺，还是游戏笔墨的打油诗创作，都可以看出他与胡适希望通过新诗开宗立派的严肃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孟老师提出《尝试集》起到的是某种符号性的作用：其一，《尝试集》代表了逃避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其二，《尝试集》是躲避太太追问的挡箭牌；其三，启蒙主义的产物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制造文化等级和身份区隔的工具。借助小说，鲁迅和胡适开了一个小玩笑，背后是胡适的“传教士思维”与鲁迅的“体验型思维”的冲突。《端午节》将私域和公域相勾连，在家庭小说的外表之下，具有内在的论辩性和杂文性。

孟老师主讲结束后，张莉老师与陶梦真老师就鲁迅小说研究问题与其进行了交流。

第一讲与第二讲结束后，各位参加老师合影

10月19日，系列讲座第三讲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二楼108教室举行，主讲人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姜异新研究员。由李浴洋老师主持，沈庆利老师进行评议。

姜老师的讲座从对“创作的短篇小说”的“秘诀”这一问题的思考入手：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提到了“大约可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这是他对于自己创作方法的总结。姜老师梳理了鲁迅自幼家庭中的故事氛围、留学生涯与归国后沉默期的阅读、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与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时的经历，并将“百来篇外国作品”的阅读时间限定在留日的七年中。

讲座中的姜异新研究员

姜老师以“仙台间隔的两个东京”的时空维度，将鲁迅留日七年间的状态切割为三个阶段，以时空为线索梳理了鲁迅在留日期间对外国文学，特别是东欧文学的接受与翻译脉络。鲁迅外国文学阅读的途径、方法及状态是经由日语、德语与俄语的学习直接了解世界文学，广搜浏览报刊书籍，从文明史进入其国家文学，通过广泛接触文学史论及作家评论来涉猎相关文学作品。

姜老师从八个方面入手，逐步缩小确定寻绎范围，借助直接、间接证据找到鲁迅读过的小说篇目。这其中，既有“小说译丛”（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所收材料、《域外小说集》及其预告中计划翻译的篇目、留日时期《域外小说集》之外的文学译作等铁证，也有弘文学院、独逸语学校的文学教科书、鲁迅自述、周作人的回忆文字、留日时期购藏的外国文学作品书影作为旁证与线索。此外，还考察了当时的经典、周边，对不见于上述线索却隐现于鲁迅作品中的“潜在阅读”也进行了挖掘。这些阅读资源随后被转化为独特的文学生产力，显示出鲁迅吸纳外国文学并与之形成对话的文学选择。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系列讲座自第四讲起改为在线上进行。10月26日，第四讲举行，主讲人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审易晖老师。由刘勇老师主持，沈庆利老师参与评议。

易晖老师的讲座主要围绕“重审九十年代文学”、“去九十年代化”、“失败主义”三个方面展开。易老师从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理解出发，指出“重返八十年代”是对终结的、异己的文化时代的重返，九十年代则并没有终结，一方面我们还处于它的历史延长线上，另一方面我们也在逐渐走出九十年代。与国家发展层面、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相比，在文学界，关于“重审九十年代”这个问题的研究显得滞后甚至错位。“重审九十年代”实则包括一种“去九十年代化”的内涵，即正因为我们在告别九十年代，我们才更有必要回到九十年代去。

讲座中的易晖老师

易老师发现九十年代小说里面的核心词汇是“失败”。“失败”是知识分子对九十年代一种文学的感知和判断的结果，也是知识分子的情感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九十年代小说中讲述着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欲望，以及人物成长的失败故事，展示这个时代中的竞争、焦虑。易老师将九十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进行对比，突出了九十年代文学的失败主义倾向和十七年文学在匮乏、贫困中表达希望的差异性，指出认识九十年代的“失败主义”的思维路径不同于其他时代。

易老师认为九十年代文学呈现出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普世哲学来书写一个阶段性的时代。通过文学的形式，来把这样一个阶段的变化发展时代文学化、凝固化。易老师认为我们只有走出这样一个时代，才能以一种历史化的方式，把这样一种文学化的谱式真正还原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并指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文学发展的非阶段性特质。

11月3日，系列讲座第五讲与第六讲在线上举行。刘勇老师主持了讲座，沈庆利、李浴洋与张莉、张国龙四位老师分别担任两场讲座的与谈人。

刘勇教授主持讲座

第五讲题目为《新华书店与新中国的文学、文化与政治——兼及出版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秀涛老师。

王老师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对新华书店的发展进行简要介绍，指出新华书店在出版、发行等方面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二部分从知识不仅仅社会的结果和反映，而且本身就是参与社会秩序和再生产的重要力量这个角度入手，将新华书店营业的现象与知识的实体化、体制化联系起来，指出购书热潮与文化潮流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三部分讲社会上出现的书籍盗印、翻印现象被查处，新华书店得到了版权保护和印发权。第四部分关注新华书店工作会议上对政协共同纲领的解读，新华书店应社会发展要求，规定了出版事业的方向，并出版了一系列通俗丛书。第五部分以新华书店相应的措施和行动为主要分析对象，重点讨论新华书店不仅仅关注出版本身，还积极地关注出版物出版后怎么送到读者手里，怎么样让读者接受。

讲座中的王秀涛教授

第六讲题目为《阿Q兜里的萝卜——何谓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效果”》，主讲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松睿老师。

李老师以“文学能复制现实吗”这一问题入手，梳理对该问题多层面的讨论。他从哲学层面、社会层面、文学的技法层面、时间层面四个维度分析文学复制现实的艰难，指出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真实效果，是源于对细节的描写。然后，李老师讨论了文学作品中“细节”塑造真实效果的两个路径：一种路径是通过细节去指涉现实生活，另一种路径是用细节去塑造梦想中的生活。针对第一种路径，李老师以《红楼梦》《阿Q正传》这两个作品为例，讨论细节安置在作品中的不同方式。针对第二种路径，李老师以《人生》《小二黑结婚》这两个作品中的身体接触描写为例，指出文学如何让读者感受到作品表现出了他们的梦想，产生一种真实效果。

讲座中的李松睿老师

    在系列讲座结束以后，李浴洋老师进行了学术总结。他说，设计六场讲座的初衷是为了呈现目前学界的前沿动向，开阔研究生同学的学术视野。其中前三场围绕鲁迅研究深耕，后三场就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加以纵览。六场讲座不仅有密集的信息量，同时也不乏方法论启示。他代表主办方感谢六位主讲人的出席，以及校内外师生的踊跃参与。

“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新视野”系列讲座是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本学期的重点学术活动之一。讲座收获了热烈反响，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加第五讲与第六讲的各位老师

（统筹：解楚冰 / 整理：张程玉、张语轩、郭漪桐、柴心怡、施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