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琢《朝向古典与文明的中国训诂学》
发布时间： 2024-11-26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贺信高屋建瓴，在贯通古今中西的宏阔视域中，指明了古典学研究的历史意义、时代价值与文化使命。对中国古典学而言，训诂学是它的根基之学，古典学的历史起源、发展脉络与人文理念，都与对古典文本的解读与阐发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把握中国训诂学在中国古典学当代建设中的学术定位与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语文解释是古典研究的基石，训诂学滥觞于先秦时期，历史悠久，是中国古典学的基础构成。早期的训诂解释与王官之学的经典教育密不可分，先秦贵族熟习《诗》《书》《易》等经典，在经典的传承中解说字词，出现了“经传本文即有训诂”的现象。诸如，《左传》中穆姜对《周易》随卦“元亨利贞”及申公巫臣对《周书》“明德慎罚”的解释，以及《国语》中叔向对《周颂·昊天有成命》的解释，都展现出“训诂”与“古典”之间的早期渊源。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民间学术的蓬勃发展，诸子百家对经典的训诂解释全面展开。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先秦诸子的字词解释与文化释义都远远超过了王官之学。自两汉以来，随着经学的建立，训诂学更与古典研究全面融通、交相推进。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成就卓著的训诂学家，无不是精通典籍的古典学家；在中国古典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家巨擘，也无不以训诂学为根基和起点。许慎与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后世以“许郑之学”并称。许慎世称“五经无双”，在《说文解字》的字词说解中蕴含着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以及贯通“天地人”的经学秩序的建构。郑玄遍注群经，在经典文本的翔实训诂的背后，寄寓着整体性的义理思考与文明理想。可以说，两汉学术的高峰是以古典解释为基本方式，以训诂与义理的贯通为基本格局的。这一格局影响深远，奠定了中国古典学的基本气象。无论汉学、宋学还是清学，基于字词训诂的思想阐发都是中国古典学的核心范式。到了近代，章太炎在提倡“中国语言文字之学”学科独立时，也强调“小学”是经、史、子、集等“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体现出这一范式的现代发展。可以说，由训诂出发的经典研究，是中国古典学的历史传承与基本共性，彰显出鲜明的连续性特点。 扎实确凿的训诂考据，为中国古典学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古典学首先是事实之学，如果脱离了客观性与确定性的基础，义理的生成与建构难免空疏。在此基础上，古典学更是义理之学与价值之学。在中华经典的熏陶涵泳之下，训诂学从未停留于饾饤考据，而是蕴含着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对“道”的追寻与探讨，让训诂学具有了内在的、崇高的人文理想。对中国传统学术而言，“明道”并不指向复古，而是一种基于真理性探求的、回应时代诉求的思想阐释方式。正因如此，在训诂通往义理、“小学”朝向“大道”的过程中，训诂学才不是守旧复古之学，而是在经典义理的解读阐释中彰显创造性的思想内涵，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通过对“道”的不断叩问，训诂学具有了它的时代性，拥有了打通古今的古典学特点。回顾训诂学史，无论是作为经学巨擘的许慎、郑玄，还是作为旷代大哲的朱子、阳明，他们的训诂工作均指向了“明道”与“传经”的理想。至于专精训诂的清代学者，在他们艰深的考据工作中，“明道”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戴震是乾嘉朴学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文章中，“明道”“求道”“闻道”的表述屡屡可见。“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与是仲明论学书》）“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戴震全集·与某书》）“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与段玉裁书》）在他看来，字义、制度、名物都是训诂学研究的对象，这种“实事求是”的古典考证之学，构成了“明道”的基础。在语言、文本与义理之间，也形成了明确的会通路径。戴震曾经打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比方，将古典文本的训诂考证比做“轿夫”，将古典精神的义理探求比做“轿中人”。天下人多以“轿夫”之学赞誉他的学问，但不知“轿中人”才是学术的关键所在；一旦“轿夫”喧宾夺主，沉浸在知识主义的傲慢与自矜之中，便要对其痛下反思。这种以义理为宗旨、以德性为根本的学术追求，展现出浓郁的古典气息。作为乾嘉学术的领军人物，戴震的“明道”精神并非空谷足音，而是影响着整个时代的黄钟大吕。在纪昀、钱大昕、王鸣盛、段玉裁、阮元、焦循、陈寿祺等一大批学者那里，这一精神得到了积极回响。尽管清代小学有不同的学术流派，立足训诂而展开的义理思考亦高下不齐，但“明道”的追求始终是一个基本共识。这种基于“求是”之学的“明道”理念，奠定了清代小学的学术格局与古典精神。当我们将训诂学的学术精神纳入中国古代“道器论”的思想传统，便会清晰地看到，“求是”是学术之器，“明道”是学术之道，训诂学“道器合一”的人文精神，意味着中国古典学整体性的义理高度与人文价值。 在古典学的视域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中国训诂学的历史传统与人文精神。与此同时，训诂学的当代发展，更要不断融入中国古典学的建设方向之中。与古典世界的密切关联，贯穿在训诂学的古今之际。百余年来，训诂学在现代转型的历程中，由对古典的解释之学变为一门语言学科，获得了全方位的现代发展。现代学科的清晰定位并不意味着截断训诂学与古典学的历史血脉，恰恰相反，训诂学现代转型中的全部成果，都可以参与并推动中国古典学的当代建设。首先，现代训诂学对于汉语字词意义的深入理解、对于历史遗产的理论清理、对于训诂方法的科学总结，以及研究范围的全面扩展，都能为中国古典学研究提供新的动力与滋养。获得独立的、作为语言学科的训诂学，可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学的坚实基础。其次，训诂学在自身的现代发展中，开拓出一条与中国阐释学相结合的道路，出现了“训诂阐释学”的新尝试。训诂学与阐释学的结合，既是这门古老学科的返本开新，也是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必由之路，更为探寻中国古典学的完备形态提供了关键路径——训诂与阐释的会通，意味着语文事实与义理价值的统一，这正体现出古典学的理想格局。最后，当训诂学融入中国古典学的当代建设之中，也便必然指向了深度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语言是文明的基因，文明互鉴首先体现在语言文字层面。如何理解东西方语言文字规律的根本差异？如何把握东西方语文学传统在古典学体系中的异同之处？如何基于不同的语言文字思维来把握不同文明的精神特质？这些关键性问题的回答，也需要训诂学提供学术上的全面支撑。 语言文字是古典世界的根壤，训诂学是中国古典学的基础。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这门古老的学科渐渐成为了“冷门绝学”。如何使它获得全新的时代生命力，是研究者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导，在中国古典学的整体背景中明确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定位与意义——语言文字指向古典世界，指向中华文明，指向人心与德性，指向中华民族的思维特质与哲学方式。在历史上，中华经典是中国训诂学得以萌芽生长、参天蔽日的广阔土壤。在当代，中国训诂学的现代生机，也必须在古典与文明的世界中获得养分。这是它的历史命运，这是它的时代责任，这是它的永恒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