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慧、安德明《街子乡的社火》，《民俗曲艺》（台北）第115期，1998年9月。
社火，是民间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游艺杂戏活动的总称，在中国各地城乡、尤其是广大农村流行颇广。在甘肃省天水地区，社火活动主要于春节期间进行。对它的称呼，天水市北道区北部以及秦安县等地，多称之为「社火」。而天水市秦城区、北道区中部和东南部的人们，则常称之为「秧歌」（当地音「掩国」）。这种活动，在当地具有久远的历史，据一些老人的回忆，至少在清代，它就已经十分普遍了。1949年后，它曾一度中止，80年代以来，又在各地广泛复兴起来。1996和1997年的春节，笔者曾先后两次前往天水市北道区街子乡，对当地的社火进行了调查。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调查报告，它的写作目的有两个：第一，通过实地的田野考察，以明了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社火是如何存在和变化的？它的性质怎样？它的组织和施行对这个特定区域中的人民又产生着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提供一个比较、参照的基础；第二，谈谈我们在考察中得到的一点初步认识，以此就教于方家。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街子乡的社火进行介绍：1、街子乡的背景；2、当地社火的种类；3、社火活动的组织；4、社火的表演；5、社火活动中的规则与禁忌。最后，在本文的结语部分，将对街子乡社火的起源、性质、功能等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街子乡的背景
街子乡地处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中部，位于东经105°55￠～106°7￠，北纬34°21￠－34°30￠，居渭河支流东柯河中上游，（图1）属温暖湿润的传统农业区。全乡包括14个行政村，50个自然村，（图2）人口18000多人。
乡政府所在地街亭村，为全乡文化经济的中心，也是全乡社火集中表演的主要地点。该村四面环山。东柯河的两条主要支流南河、北河，环绕全村并在此处交汇后，向西、向北流入渭河。作为行政村，它包括中心地区、南川、北川、莫家庄以及南坪等五个自然村。街亭村的中心地区，当地人称作「街上」，由东、南、西、北四街构成，为表演社火的主要场所。（图3）据说过去每街曾有一座门楼，南、北二门早年因南、北两河发生大水而被冲毁。现在仅存东、西两门楼。门楼分两层，下层为人行通道，上层为神庙。所供之神，东门为文昌，西门为观音菩萨。据老年人讲，当年南、北二门分别供奉着火神和水龙王。[1]东街最东端为东山，山腰平缓处建有庙观群，当地人称此山为「爷山」，[2]庙观曰「崇福寺－杏林观」，其中包括凌霄殿（主要供奉玉皇大帝）、大佛殿（主要供奉佛祖）、城隍庙[3]、娘娘庙（主要供奉送子娘娘）、药王庙（供奉孙思邈）等庙宇。各庙中除城隍庙外，其余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80年代以来，当地人又先后集资重新修建了凌霄殿、娘娘庙，并重塑了神像，目前香火十分旺盛。爷山脚下有一座露天戏场，戏台面对爷山。西门外建有财神庙，庙为古建筑，神像则是近年新塑。
该村人口共有4000多（据1996年人口普查）。
村中四街以外的地区，除了南川、北川，其余均被当地人称作「乡里」，即使是南坪、莫家庄等行政上属于街亭村的地区，也不例外。各村同「街上」大都有农用公路相连。
南坪村属街亭村第四村民小组，位于该村西南，距街上约有1×5华里，人口为280。
本文将主要涉及的其他行政村，还有永庆村和朝阳村。
永庆村在街亭村的东南，包括王家碾、阳窝庄、小庄、大碱子、神留沟和黄家小山六个自然村，共有人口1200多。其中王家碾为中心地区，距离街上约3华里。它通常也被其他村落的人们用来称呼整个永庆村。
朝阳村在街亭村的西南，包括柳家坪、尹家甸子、徐家湾及贾庄四个自然村，共有人口2300多。其中心地区为柳家坪，距离街上约四华里。
二、社火的种类
街子乡的社火，从其表演形式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马秧歌」、「高台」、「抬杆子」、「长腿子」等。这几种形式大都在白天进行。另有一类「夜秧歌」，不仅表演时间与前几类不同，其形式、内容也颇为独特（详后）。但它并不占社火表演的主要部分，流行范围也有一定的局限。
马秧歌、高台、抬杆子、长腿子等形式的社火，都有一个突出而鲜明的共同点：选择古装戏剧中精彩有趣、矛盾冲突集中的情节，由村人扮演其中主要角色，组成一定的造型后，利用某种工具运载，沿街游行。扮演者往往要依据戏剧中人物的造型和个性，画上脸谱，穿上古装，手持各种道具，并摆出一些固定不动的身体姿势，如举刀、持笔、端盘等等。脸谱也是依据戏曲、尤其是秦腔中的人物脸谱画妆的，分生、旦、净、末、丑等几种类型。服装一般为明代装束，并根据人物的身份和角色而变换。每支秧歌队，称作「一架秧歌」，队伍前后都要配备鼓和钹。每架秧歌，又往往会装扮几个不同的戏剧故事，其中的每个故事，称作「一转秧歌」。
但是，在具体的造型、装扮形式以及运载方式上，上述几种形式又有所不同。
1、马秧歌。马秧歌是当地社火中最为普遍、又较具独特性的一种形式（图4）。所演剧目中的角色，无论是男是女，均由青年男子充任。画脸、着装（当地称「妆身子」）之后，扮演者都骑在马或骡上，并按照剧情的要求顺序结成单行队伍，骡马则另由专人牵着。每架马秧歌，通常由十余骑组成，多可达到20乃至30多骑，但最少不得低于八骑。有时整个一架马秧歌仅表演一出故事，例如《三国演义》中的「回荆州」，但大多数时候则是一架秧歌中包括两、三转或更多的内容，比如前面几骑演「魁星点状元」，后面的人演「姜子牙封神」和「回荆州」。为便于观众的识别，扮演相同一转的人，或者都面朝前方，或者分作两组，人面相对－－即前面的一组人物背向前方、倒骑在骡马上，后一组人物则面向前方正骑。如果相邻的两骑人物是背对背的，即后一骑的人物倒骑，与前一骑人物相背，则观众一望而知后面的内容属于另外的一转故事。
马秧歌的内容，除去「魁星点状元」、「天官赐福」、「四大灵官」等表现吉庆幸福、驱邪逐疫内容的之外，大多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武戏故事，常见的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将、水浒传等故事中的重要情节。例如三国故事中的「回荆州」、「芦花荡」；封神故事中的「姜子牙封神」、「殷郊岐山受犁锄」、「黄河阵」、「破渑池」；杨家将中的「金沙滩」、「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等。因此，马秧歌中的人物多为武将，往往头顶战盔，身着战袍，手持各种兵器。封神等故事中的人物，还要在人物头盔、兵器上扎一朵黄色纸花，以表明所装人物是不同于凡夫俗子的神。
2、高台。高台所装扮的，大多是文戏，即使装扮武戏，其中也往往有旦角。在当地人看来，高台是社火中最具有艺术性、且最不易装扮的一种。在过去，只有街上的人才被认为有装扮这种社火的能力和技术。今天，尽管其他一些村落，例如王家碾、柳家坪、吴家寺等，也都能够装扮高台，但与马秧歌相比，它的流行范围仍然有限。
高台的扮演者为男女儿童，年龄一般在五、六岁至八、九岁之间。在设计者根据选定的故事情节，给他们画好脸谱之后，由专人负责，将他们绑扎在特制的芯子上。芯子高约六尺至一丈不等，为弯曲成几折的粗钢筋，其顶端镶嵌着木制的「工」字形托子，长约二尺。芯子的下端，要固定在小木桌之中。在前些年，小木桌须放置在一个倒扣的八仙桌里，用绳子捆绑结实，表演之时，在八仙桌上穿两根杠子，由四名壮年男子抬着行走。为使高台保持稳当，不至于因上重下轻而摇晃或翻倒，常常还需要在桌内加上几块大石头，因此，抬高台曾是十分辛苦的力气活儿。目前，随着小型拖拉机在当地的增多，高台都已利用拖拉机来运载。芯子的底座，以铁丝固定在拖拉机的拖斗上，（图5）拖斗中也同样要放置不少大石头，以加大底盘重量，保持高台平衡。这样，加上拖斗及芯子底座的高度，芯子顶端的木托距地面常有一丈多高。
高台的扮演者需站在木托下端，两脚分别踩在木托的中轴两侧，其腹部恰好贴在木托上端的弧形凹处，（图6）腰部以下至小腿，需要垫上棉花或卫生纸等绵软物，以结实的细绳缠裹捆缚。这种捆缚，如果太松则孩子不安全，但太紧孩子又难以承受，因此装扮高台时，扎绑是一项重要的技术。芯子底部平台上，通常还要安置一位或几位扮演者，也是用绳子捆扎在芯子上。
高台通常以同一底座之上的部分为一转，每转一般有两到三个人物。
扎绑好之后，即为表演者穿上相应的服装，再加上几件道具，芯子便被遮盖起来了。为了美观，底座也要用彩布蒙上。在设计、化妆、扎绑者们的通力合作下，装好的高台，往往玄妙俊拔、富于情趣。例如，《李彦贵卖水》中，李彦贵肩挑水桶，小姐和丫鬟分别站在扁担的两端；《花亭相会》中，高文举手拿纸扇，小姐站在纸扇顶端；《三打陶三春》中，郑恩手持一块西瓜，陶三春则站在西瓜之上（图7）；《千里走单骑》中，关公肩扛大刀，甘、糜两夫人分别立在大刀两端；《三打白骨精》中，孙悟空手持金箍棒，白骨精则站在金箍棒的尖上……
3、抬杆子。在街子乡，抬杆子只有街亭村西街里的人们会装扮，并且有装扮这种秧歌的传统。其装扮的方式及内容，大致同高台一样，也多为文戏，由儿童扮演，并要把他们捆缚在芯子上。不过，抬杆子的芯子大多只有二尺来高，其底部是固定在一根直径四寸多的木棒上，每根木棒上，一般有两到三个芯子，可站立二到三个儿童。表演时，木棒由一前一后两名壮年男子抬在肩上，沿街游行－－这正是「抬杆子」名称的由来。（图8）抬杆子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抬的技术上，因为当人被固定在木棒上时，抬的人如果不得要领或稍有不慎，很容易使木棒翻滚，从而使表演者翻倒。
4、长腿子。即是高跷，高跷长约三尺余，表演者一般为青年男子。他们也要妆扮成戏剧人物，演出某一戏剧故事（大多均为武戏）。（图9）这类社火，在当地流行并不很广，只有刘家沟村的人们喜爱扮演。
与上述形式不同的夜秧歌，顾名思义，是在夜晚表演的一种社火。它的种类，主要有龙灯和旱船两种。表演时，并不需要装扮戏剧人物，但表演者要演唱曲词，这也与前面所述几种社火仅以人物和动作的造型来「无声地展示」戏剧故事的方式不同。常唱的曲词有《十里亭》、《祝英台》、《九九头》、《十盏沙灯》、《包家山务农》等等，内容上多涉及男女情爱，或传授历史知识和人生经验等。例如那首广为传唱的《十里亭》唱道：
赴考张生别莺莺，
主仆三人出柴门。
小红娘带过银鬃马，
奴送亲人十里长亭。
送亲人送到一里亭，
拉一双公鸡送亲人。
叫亲人思着吃、想着用，
常把奴家挂在心。
奴留不住往前行，
中途路奴去一亲人。
昔日里有个祝英台，
男学读书梁秀才。
他二人书馆曾结拜，
不知道英台是裙钗。
到后来英台出了嫁，
活活哭坏梁秀才。
交人要交真君子，
栽树要栽古松柏。
交下君子常来往，
栽下松柏四季青。
……
夜秧歌主要在王家碾、黄家小山等村流行，其他村落的人们不仅对此不熟悉，而且，还往往对它不以为然，特别是街上人，更把夜秧歌看作是乡里人的「不入流」的表演。
三、社火的组织
社火的组织和表演，主要以自然村为单位。在街子乡，许多自然村都有装扮社火的传统。但也有些村子，例如莫家庄、神留沟、尹家甸子等，则从来不独自装扮社火，有时，它们会参与同一行政村的中心自然村所组织的社火活动。比较特殊的是街上。尽管东、西、南、北四街相距很近，但由于人口较多，它们长期以来在社火和其他民间活动中分别组织各自的活动，因而事实上属于不同的自然村。
各村社火活动的举行，是由村中稳定存在的民间组织发起的。该组织有着相对固定的领导者－－会长，产生领导者的方式，则是一种多年传承的古老传统－－会长制。
按照传统方式，会长由村中各户的男性家长逐年轮流担任，一般按照各家居住的位置为顺序。担任会长的男子，年龄在20至60岁之间，但以50岁以下的居多。凡是独立一户的家长，只要行动方便，思维正常，就都有担任会长的权利和义务。他的职责，是在任职期间，负责处理各种岁时性的民间集体事务，例如在节日、庙会期间，组织社火表演，组织全村祭祀方神，邀请戏班唱戏，组织全村人应付各种非常事件（如求雨）等等。同时负责按户收取各活动中所需的一切费用。在各种活动中，会长主要起着号召、组织的作用，除此而外，并无特殊的职权。
目前，在一些较大的行政村，例如街亭村、永庆村等，传统的会长制已经有所变化。会长的产生，不再是逐家轮流，而往往是由村或村民小组的干部担当，其任职期限也不再限于一年，而常常可以连任。例如，在街亭村，各村民小组的会长，多由组长担任，并且大都是连任数年。该村各组群众，以不同场合不同称呼的方式，很自然地确认了他们的这种角色转换：在带有官方性质的活动及生产劳动中，仍然称他们为「组长」（或按80年代以前生产队建制的习惯，称为「队长」）；在他们组织各种民间传统活动时，则又称之为「会长」。
会长的长期稳定存在，为社火活动能够每年举行，打下了基础。
社火的设计、策划，是由会长与村中精通或热心此道的长者商议而定的。一般各村装扮哪种形式的社火，都有相对固定的传统，例如南坪村，历来都是装扮马秧歌，而街上的东、北等街，则除了马秧歌外，往往还要装扮高台。在大体确定了社火形式之后，会长与诸长者再根据村中的物力、人力以及观众的兴趣爱好等，商定社火扮演的内容与造型。
参加社火表演活动的人，除了会长及其他策划者、扮演者之外，还有许多工作人员，包括画脸谱的、扎绑的以及「跟秧歌」的等。跟秧歌的人，又分打鼓击钹的与照顾秧歌的。照顾者的任务主要是，在马秧歌中，要牵着骡马，以防止骡马因受惊吓而失性伤人；在高台行进时，要随时注意扮演者的安全，并用长杆挑起沿途所遇到的电线、树枝，以免妨碍或伤害扮演者等等。因此，社火活动的举行，需要全村人员的参与和支持。首先每户至少得有一名男子参加活动；而缺乏男丁的人家，也要尽可能地有所参与，或者帮助做准备的工作，例如为马秧歌的表演提供骡马，或者为高台的装扮裁剪、裱糊各种道具等。
社火的组织，属于一种「非自愿性组织」，[4]它以一种强制性措施，要求村落中的每一户人家，无论其是否愿意，都必须投入到这种活动中来。倘若有的人家违背了这一集体原则，例如既无人参加活动，又不出物支持，则必然会受到集体的惩罚。惩罚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有时是在表演完一天的社火之后，把有关的所有物品全部折倒在这一家；有的村落则会聚集一批人把不参加者殴打一顿。[5]受到惩罚者，由于传统习俗制度的强大制约，往往除了认罚之外，并不敢有所怨怒。那些被折倒社火物品的人家，甚至不仅会主动赔偿被损坏的物品，而且还要连夜挨家挨户给会长和扮演者们说好话，以求不致于耽误了第二天的社火表演。因为「耍社火是众人的事」，如果他不积极支持耍社火，那就是惹了众人，以后在村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总的看来，社火活动主要是由民间自发组织、自发进行的。但行政的力量对此也往往有所干预。例如1997年春节期间，乡政府规定，各村必须装扮社火，否则将被罚款，因此，这一年的上九活动格外隆重。可见，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活动，社火的举行在主要依赖于民众自身的同时，也不能够完全脱离行政力量的影响。
四、社火的表演
按照表演时间、地点及功能的差异，又可以把社火分为三种：一是在正月初三下午、于各村内部表演的，称作「送纸秧歌」，其作用是敬祀祖先；二是在正月初三之后、十五之前，除初九、十五两天外的任何一天表演的，表演地点主要在乡里的一些村落之间，称作「转乡秧歌」，其目的在于联络相邻村落之间的关系。以上两种社火，均为马秧歌。第三种则是初九、十五两天在街上表演的，是街子乡社火表演中最主要的一种，也是最为隆重、盛大的，它包括社火中的所有类型。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种形式的社火，表演的场所，都是在村落内的主要道路和广场上。而且无论在哪个村落表演，都必须首先到该村的神庙当中，由会长焚烧香烛，叩拜神灵，并在庙前进行社火表演。[6]然后，才能在村中其他地方演出。
在天水的许多农村，每年除夕，人们要为已故的祖先「服纸」。即以黄纸（或白纸）包封一些纸钱，书写上祖先的姓氏及奉送时间和奉送者的姓名，供在堂屋正面的桌案上。此后，直到正月初三，家人都要早晚焚香叩拜。初三下午，再由家中男子将纸钱送到祖坟前焚化，称为「送纸」。送纸秧歌即是在送纸这一天的下午，在乡里的一些自然村中举行的，表演场所限定在各村内部。马秧歌所装扮的内容，大多为「八仙上寿」之类。装扮送纸秧歌的原初目的是敬祀祖先。目前这类社火已日渐减少，而且娱人的因素也越来越强了。
转乡秧歌也是由乡里的一些村落组织、表演的。这些村落一般都有装扮社火的传统。马秧歌的内容，大多为吉祥、喜庆的故事，如「魁星点状元」等。表演的地点，通常是在相互毗邻而且平时有着比较密切关系的村落之间。这些村落，装扮社火的具体时间有时并不一致，这由各村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一村装扮好之后，即前往他村进行表演，当地人称作「走某某村」。其所走村落，一般都是固定的。例如王家碾村的社火，转乡时要到属于同一行政村的黄家小山、神留沟、阳窝庄等其他自然村、以及董湾村、杨何村两个相邻的行政村。而有装扮秧歌传统和条件的村落，如董湾村、杨何村，在「接」了别村的社火歌表演之后，也往往要装扮社火，回访该村。又如南坪村，每年都要装扮马秧歌，前往尹家甸子和柳家坪村表演，（图10）而这两个村落也要装扮社火走南坪村。
转乡秧歌到达一个村落之后，如上所述，首先要前往该村的神庙前表演。由于秧歌队伍一般都是服色鲜明、鼓钹响亮，因此，其所走村落的人们，往往很早就会发现转乡秧歌的到来。于是该村的会长就要组织村中的青年男子，在村口「接秧歌」：在社火队伍临近时，要燃放鞭炮以示欢迎；该村青年男子要上去替换下牵骡马的人，以示礼貌，直到社火队伍离开时，再把骡马交给原来牵拉的人；还要向社火队赠送礼物等。礼物目前一般为两条香烟。
转乡秧歌通常很少到街上表演。
每年的正月初九和十五两天，是街子乡社火表演的盛会。初九，当地称作「上九节」，传说是玉皇的圣诞；十五则是传统的元宵节。在这两天，全乡各村，凡是有装扮社火的传统和条件的，都要根据自己的力量，精心地设计、装扮各种社火，到街上去表演。过去，乡里各村所装扮的社火，大多都是马秧歌。目前，由于当地饲养骡马的人家逐渐减少，因此有不少村落，例如王家碾、北坪、吴家寺等村，也开始装扮高台了。街上的东、南、西、北四街，一般不装转乡秧歌，也很少装送纸秧歌，而只是在上九、十五时才演社火，所演的类型，前些年通常既包括马秧歌，又包括高台或抬杆子等，近年来，则只有高台和抬杆子。
各村秧歌队到达街上之后，首先要由会长到爷山上进香。马秧歌、抬杆子等形式的社火，也要先到山上庙中表演，以示对神的恭敬。（图11）尽管骑着骡马或抬着人上山颇为艰难，甚至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人们还是坚持不懈。即使象高台、长腿子这类确实不便上山者，也要先到爷山脚下的戏场里展示一番。当地人认为，唯有这样，社火的表演才能够顺利，表演社火的村落和各人，以后也才会吉祥；否则，不仅表演时就会出现危险事故，而且对以后的生产生活也不利。[7]
在爷山表演之后，社火队便到西街的观音庙和财神庙前表演。由于爷山和观音庙、财神庙分别位于东街和西街的顶端，因此，社火队实际上也是沿途在此二街进行了表演。然后，再依次巡演到北街、南街。
社火队伍路过街道两旁的一些人家或店铺时，主人往往要鸣放鞭炮，以示迎接，据说可得吉利、祛除邪祟。供销社、医院等较大的国营单位，还由专人负责，把社火接进自己的院中表演。当然，这需给社火队送一些礼物，通常也为两条香烟。
这两天是全乡社火的大汇集，也是街子乡一年中最热闹、红火的节日。四街上很早就聚集起来自全乡乃至邻近其他乡村的人们。到晌午时分，街道上常常是人山人海，拥挤得水泄不通。这些观众是社火最权威的裁判。一般说来，人们评判社火的好或不好，主要有以下几条标准：服装是否新鲜；脸谱是否干净传神；装扮是否巧妙；鼓、钹是否响亮，等等。最容易吸引人的社火。首先是高台，其次是抬杆子，因为这两种形式最能发挥和显示艺术技巧。马秧歌尽管比较寻常，但如果人物脸谱干净、生动，服装鲜艳，骡马骏健，也往往会受到众人的好评。
这是集中展示一个村落的集体力量、技能、智慧的时刻。因此，每一个装扮社火的村落，在社火内容的选择、人物动作造型的设计等方面，都十分尽心，唯恐遭到众人的笑话。组织者和参加者，通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忙碌，召集人员，画脸谱、扎绑、穿服装等。在沿街巡游表演的过程中，各村社火队往往暗中相互竞争，以求自己能达到最好的水平。80年代初期，特别是在1949年前，街上的人们曾用这样的俗语，来评价四街的社火：「东街里财大势大，北街里全然不怕，西街里扎挣一下，南街里就地爬下。」意思是说东街和北街的社火，由于两街居住的有钱人多、财势大因而盛大、精彩，能够装扮十分精巧的高台；西街勉强可以装扮抬杆子，南街则只能装扮一些小丑，来随便对付一阵。[8]这句俗语即表明了社火队之间存在的暗中攀比竞争，以及人们对其他村落社火的贬低、对自己村社火的褒扬，也说明了社火装扮得好与不好，与装扮者的物力、财力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如今，街上的四街、甚至乡里的各村，每年所装扮的社火，都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可以说已经很难分出高下了。
每支社火队伍，在前往爷山的过程中，首先要到爷山脚下的戏场表演给爷看。在初九到十五这一段日子里，街上往往还会邀请秦腔戏班唱戏。在唱戏的过程中，一旦有社火到达戏场，唱戏的人都会主动退回后台，戏台上的鼓乐，也都会和着社火鼓钹的节奏敲打，直到社火队伍表演完毕，走出戏场为止。当地人对这种做法的原因，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因为社火比戏剧古老，戏得让着「自己的祖宗」；[9]另一种则认为，这只是为了不让两种表演相互影响、相互干扰。[10]
五、社火活动中的规则与禁忌
社火活动中，有不少的规则、禁忌。这些规则与禁忌，有的是针对社火的装扮者，有的则是针对观众。主要有以下几种：
1、装扮社火，必须要连续装扮三年。当地人说，只有这样，装扮者以后才会顺利。如果不够三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灾殃。[11]
2、转乡秧歌中最前头的一转，内容必须照顾到所走村落人们的好恶、忌讳，否则不但不会使两村关系亲密，反而可能导致两个村落之间发生矛盾。例如，早年北坪村装扮的社火走毛集寨村时，第一转的内容是「拉潘洪」（「拉」即「抓」的意思）。这惹恼了毛集寨村的人，因为他们多数姓潘。第二年，毛集寨村的社火走北坪村时，第一转秧歌便有意装扮了「拉李良」（北坪村的人们多数姓李）。结果惹得双方打了起来，从此两村关系一直不好。[12]
另一方面，第一转社火如果装扮恰当，又往往会起到加强和改善村落关系的作用。例如，文革期间，柳家坪村和南坪村因为武斗结下了冤仇，以后关系始终不好，两村社火也不再互相走访。1983年春节，柳家坪村的社火突然来到南坪村，并且第一转装扮的是「碧游宫请罪」（演的是广成子向三老君请罪的事）。南坪村的人们感到了对方诚心和好的愿望，于是次日即装扮了「将相和」（演的是廉颇、蔺相如尽释前嫌、和睦交好的事），走访了柳家坪村。从此两村的关系又重新和好了。[13]
3、社火的装扮还必须注意为所到之处供奉的神灵避讳。例如，如果供奉的神灵是「三霄娘娘」，社火就不能装扮「黄河阵」，因为那一折演的是三娘娘受挫、落难的故事；同理，如果供奉的神灵是关公，那么就不能装扮「走麦城」[14]。这是因为将神失败或受难的「不光彩」事迹加以宣扬，会使得神灵不高兴，从而降下灾祸来。
4、对于观众来说，如果社火所装扮的内容是封神故事或其他大神的故事，则孕妇不能观看。当地人认为，孕妇看了这类社火，会导致流产。[15]
六、结语
通过考察，我们对街子乡的社火有以下三点认识：
1、社火的起源。街子乡社火的最初起源，大约是出于祛灾禳病的目的。据老人们讲，当地社火中最古老的马秧歌，是在隋朝年间产生的，由于那时天地间的不正之气，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疾病。为了禳解，有人就把三教中的大神，比如孔子、老子、如来佛等，画在纸上，跪拜祈求。以后，这种方式变成了让健康的人装作这些神，在病人的家里、以及附近的院里和巷道里游走。直到如今，马秧歌等社火的禳病祛灾作用，在人们心中依然有所存留。许多人家在马秧歌经过家门时，要烧香点蜡，把马秧歌接到院中转一转，以求全家无病无灾、平安顺利。有些人在等社火装扮好后，还会拿黄表纸在那些大神的彩脸上拓一下，并把这些黄表纸保存起来。遇到家中小儿夜啼时，即以之作禳解。民国时期贾缵绪所修的《天水县志》中说：「元旦日，多操鼓乐，馔酒肴，停业娱乐。且有扮演秧歌杂戏者，盖亦古者傩以逐瘟之意。流传渐久，浸失真意。」[16]这一看法是有一定见地的。很可能，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社火逐渐吸收了戏曲的内容和形式，原初祛病禳灾的目的有所减弱，娱神娱人的作用越来越强了。
2、社火的性质。街子乡的社火，就其目前的主要表现形态来讲，大多可以看作是一种造型戏。它通过表演者模式化的化妆和静止的动作造型，来无声地展示传统戏剧或传奇故事。而观众对于相同地方知识的掌握与谙熟，又使这种沉默的艺术能有效地激发观赏者的想象力与心理的共鸣。表演队伍的游行，使得这种固定的造型戏充满了一种流动的艺术魅力。
在社火表演中，由于没有固定舞台场地的限制，表演者与观众相互贴近，处于一种面对面的交流中；同时，脸谱（相当于面具）以及服装等各种形式的「化妆」，又使得两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种表演者与观众既相接近又有距离的关系，也是使社火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极大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3、社火的功能。社火首先是起着娱神的作用，这恐怕是它较早的主要功能之一。不过目前，它这方面的功能已经有所减弱。尽管每支社火队仍然保持着先敬神再给人表演的习惯，但社火表演中娱人的功能，已明显地加强了。
对于组织社火表演的一个村落来说，社火又具有着较强的凝聚和规范作用，它能够增强村落内部的团结合作，规范群体成员的行为，强化村落成员的地域意识等。而转乡秧歌，虽然有时会因装扮不当而造成村落之间的矛盾，但总的看来，它常常起着调整和加强村落友好关系的作用。
总之，社火与其他文化事象－－例如农业生产、贸易、交通、各种信仰等等－－一道，共同维系和促动着一个村落的有机运作。
注释：
[1] 据街亭村尉奶奶（女，80岁）讲述。笔者1996年采风资料。
[2] 当地人将所有男女神敬称为「爷」。
[3] 作为城市保护神的城隍，其庙宇通常是设在县城或县城以上级别的行政地区。街亭村的城隍庙，从庙中碑文的记载看，最晚在明代就已经建立了。乡村出现城隍庙，这种状况，同设立城隍庙的传统规范是有矛盾的。在方圆百里的其他乡村，也无这种情形。街亭村人传说，街亭在古代曾为县城。或许这正是当地之所以建有城隍庙的原因。
[4] 参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译，《国家权力与文化—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116～122。
[5] 南坪村李老师（男，49岁，中学教师），多年来一直是该村社火活动的策划者和画脸谱者。据他讲述，数年前，有一回南坪村装扮马秧歌，村里有个人抵触会长的组织，自己不去参加活动，也阻止家人参与，并且还对活动大说风凉话。结果会长在社火表演结束并回到村中之后，率领众人把所有的服装、道具都堆在了那人家里，有位好事者，还把一个头盔顺手摔烂在那家院中。而该村第二天还要接着装扮社火，并要到街上表演。人们对他说：é明天的秧歌你去耍吧！？ 那人当即慌了手脚，连夜赶了四、五十里路，到县城买了一个新的头盔，并向众人及会长赔礼道歉，才得到了原谅。又据董湾村董老人（男，64岁）讲述，前几年董湾村组织社火表演，大队书记对活动不仅不支持，还加以刁难。结果惹怒了众人，被村中的几个小伙子合起来打了一顿。
[6] 在街子乡，每一个自然村中，都至少有一座山神庙，其中供奉山神，大抵相当于村落的保护神。有些较大的村落，往往还有其他的神庙，例如文中所述街亭村爷山上的诸多神庙。
[7] 街亭村尉奶奶讲述，笔者1996年春节采风资料。
[8] 据街亭村赵建国（男，52岁）讲述，笔者1995年春节采风资料。
[9] 据吴家寺村何兰亭（男，68岁）讲述。笔者1996年春节采风资料。
[10] 据王家碾村仙宁宁（男，42岁）讲述。笔者1996年春节采风资料。
[11] 街亭村尉奶奶讲述。笔者1996年春节采风资料。
[12] 南坪村李老师讲述。笔者1997年春节采风资料。
[13] 南坪村李老师讲述。笔者1997年春节采风资料。
[14] 吴家寺村何兰亭讲述。笔者1996年采风资料。
[15] 王家碾村王金花（女，35岁）讲述。笔者1997年春节采风资料。
[16] 贾缵绪修，《天水县志》（兰州：国民印刷局，1939），卷3，页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