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中国”意识何以生成*——勘测“新清史”的学术地层及其周边构造
发布时间： 2019-05-08
引述：回向“中国”意识的思想努力 中国之为中国，乃是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多重形势与观念形塑的后果。今天，在全球格局复杂变动的语境下，深入理解这些形势与观念的形构过程，对于重建中国人的精神根基与文化谱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从长时段脉络来看，“中国”意识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代以降王朝政治与内外民族关系深度重构的结果。朝代边界的变动与更替，秩序的破坏与重建，文明的交错与容受，无不对原有意识结构形成冲击。在此意义上，内/外，中心/周边，文明/野蛮，普遍/特殊等二元对立的自我认识范畴，都须回置到特定历史过程中重新考量。只有通过这种知识考古，才能深入整理“中国”作为不断变动的秩序与交错的文明之历史内涵。事实上，如此一脉相承的问题意识，已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显然，传统的中外交通史、民族史、边疆史、政治史研究，囿于单一的学科意识，无法在整体上应对知识论层面的挑战。因此，只有充分整合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思路，才能更好地探索创造性的学术生产方式，理解“中国”意识的历史构成。 为了共同探讨这一核心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2016年10月22-23日举办第四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会议主题为“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会议邀请葛兆光1和欧立德2等十六位中外著名学者，共同研讨相关理论议题和方法实践。议程分对话和论坛两个部分。在对话部分，葛兆光和欧立德两位先生分别就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或“帝国”等诸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凸显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宝力格3和汪荣祖4两位先生从各自的学术视野出发，评说了葛、欧二者的演讲，其中不乏机智的铺陈、明白的困惑、坦率的交流，或者是直截了当的质疑。另外，两位对话人也对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这一切都很符合会议组织者的期待，其明确目的是为各种观点的交流、对话甚至冲撞提供一个平台。偌大的会场中听众密集，自然也透露出热切的期待。 一、语境与方法：再现“中国”的观念之争 如何再现“中国”的历史脉动，无疑是这些年海内外学界颇为热烈的研究议题。在这种语境中，持续多年的“新清史”纷争，似乎早已为这次会议预热。欧立德是美国“新清史”的头面人物之一，汪荣祖则是“新清史”的坚定反对者。不少人莫非只是冲着“新清史”而来，仿佛早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毕竟是首次擂台，近五百名听众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应该很能说明问题。欧、汪二人素未谋面，但如汪荣祖所说，他们早有神交，了解各自截然相反的立场。这次能够当面锣对面鼓，自然都是有备而来。其实，按照会议的本来设想，“新清史”问题并非主调，或曰只是议题之一，最后却贯穿会议始终，常见暗流涌动，或旁敲侧击。既然如此，也不能说是坏事，何况“新清史”本来就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这个议题密切相关。对话碰撞出的思想火花，能够激发对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如沈卫荣5根据自己在会上的一个简短发言，断断续续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写成颇为精彩的三万余言长文《我看“新清史”的热闹和门道》，实为这次会议的可喜成果之一。而汪荣祖、赵刚6、沈卫荣、李怀印7、罗新8等人的论文，或诘问或商榷，或从各自的研究材料和视野出发，都直接或间接涉及“新清史”的相关议题，且不乏值得称道的新见。 宝力格联系1980/90年代的那场关于“日本人论”的大讨论，认为这次北京会议可被视为那场讨论的中国版本，誉之为“中国人论”，其原因是“崛起后的中国需要有新的认同表述”9。他的这个联想或解释，当出于特定思考，但肯定不是我们举办这次会议的初衷。若看葛兆光的演讲题目“历史中国之‘内’与‘外’——有关‘中国’/‘周边’概念的再澄清”，会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仿佛这次会议的主旨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我们知道，他曾推动过一个“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课题；与之相伴的是他人的一个明确质疑：何谓“周边”？显然，他晚近关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此前立场的扬弃，其逻辑起点是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亦即“周边”的变动不居。此时，一个更大的问题自然会被提出：什么是中国？也就是究竟应当如何定义“中国”。在葛兆光看来，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关于“中国”概念的大讨论，而第三次正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看来，宝力格对于这次讨论的“中国人论”定位，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或者说是很自然的。不过，其原因不仅是中国的崛起所引发的认同需求，更有一些随之而来的麻烦和难题，如民族问题、领土问题等；当然，还有历史中国是否是“帝国”的问题，以及近代国家形成之经典理论中流行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演进范式是否适合于中国的问题。 “‘中国’何以成为问题？”——这是汪荣祖的发言题目，他就“新清史”及相关问题与欧立德进行商榷；文章虽短，却是一篇檄文。或许鉴于“新清史”话题和研究路径不少人已经知道，欧立德在其演讲中，似乎有意避开“新清史”中的具体论题，他的论题设置就很巧妙、机智：“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一方面，他相信彼此交流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他深知并直言对话的困难！他不认为我们在内与外的问题上能有统一的看法，这将是一个永无休止的争论，因此，他不愿谈论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而是指出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内与外。不用说，他在外，但他不客气地说：出生地是偶然的，这并不赋予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以特殊性，不意味着谁更有接近真相的特权，过去对今天所有人来说都是异邦。因此，他在该文中重点谈论了历史研究中的语言、方法和概念；言下之意，中国史学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在他看来，关于新清史的争议，或如他同葛兆光对于“帝国”“汉化”概念的不同看法，与其说是如何解读历史事实的分歧，毋宁说是话语差异。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史料，还要重视语言和概念，这样才能使双方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欧立德所理解的新清史，或把清朝作为“帝国”的研究方法，明显受到新近西方史学界之“帝国转向”，即全球史视野中的“新帝国史”研究的影响。他认为在全球史的框架中讨论中国史，不但有益于中国史研究，亦能对全球史有所贡献。无论如何，欧氏所强调的世界眼光和比较方法是可取的。另外，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欧立德对一种现象亦即批评“新清史”时出现的一个问题表示不满，即不假思索的把某个学者的个人观点归于“新清史”学派。他强调“新清史”只是一个“虚体”，其内部观点绝非如出一辙。这一提醒当然也是中肯的。 二、视差之见：历史中国的疆域界限与文明容受 中国历史内在构成的复杂性早已是学界的共识。不过，以怎样的视野才能有效面对这种复杂性，仍然值得深入把握和辨析。葛兆光强调指出，“疆域”“民族”“历史”是论述历史中国之内与外的三个关键词，而“内”“外”在中国历史上常会换位，即所谓变动的秩序。纵然地理上在外，也可以成为中心，如李焯然10、崔溶澈11所论述的越南或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即中国周边的民族或国家自认“中华”的意识：明清鼎革时期，朝鲜人视女真为“野人”、满清为“胡虏”。他们很自信地认为，满清入主中原，正统中华文化在清帝国已荡然无存，只在朝鲜延续命脉，这种“小中华”思想在朝鲜后期持续三百多年之久。崔溶澈的论文详实叙写了朝鲜后期士人坚守中华思想，编纂《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华东纲目》），张扬“尊中华，攘夷狄”和“卫正斥邪”的主张。不过，那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春秋大义”历史观，更是朝鲜自主、自尊的民族主义，体现出华西学派反抗满清、日本和西洋势力的正统观和华夷观。李焯然的《天下、中国、内外、华夷》一文，先以明代大儒丘濬的《世史正纲》为例，论述中国史家的天下、内外观，然后考察东亚历史文献、尤其是越南史籍，如甚早论说“中国”“华夷”问题的吴士连著《大越史记全书》，以及其他相关著述，以揭示域外史籍中的“中国”“华夷”观，亦即域外士人如何解读“中国”“内外”“华夷”等概念。中国传统的华夏与四夷观念，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中国”并非华夏民族所独有，作为天下或政治“中心”，“中国”一词亦见诸域外史籍，以华夷观为核心的历史观在越南史籍中颇为普遍。越南虽在文化上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但在政治上对中国政权时有谴责，早在宋代就时常否定宋朝的政治中心地位，甚至视之为“北寇”“贼”或“夷”，将“中国”观念据为己有。尤其在满人称霸中原之后，在周边民族眼中，华变为夷，夷变为华，中心改变，“中华”旁落。日本以“中国”自尊的时间更早，在8世纪就有人称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后来，日本自称中国、华夏之事常有发生。清朝取代明朝，这在早有小中华思想的日本儒者眼中实属中国“失格”，中华已沦为夷狄，华夷关系易位，唯有日本有资格成为中华。这便是林春胜、林信笃父子整理成册的著名《华夷变态》之成书背景。山鹿素行在其汉文历史著作《中朝事实》（1669）中，也号称日本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他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称日本为“中华”或“中朝”。 若说“华夷变态”思想体现出的是周边民族和国家对中国中心秩序的批判，且主要缘于政治理念和文化认同，那么，元代以降的蒙古对于中国的“内”与“外”而言，则是另一番景象。宝力格在评论葛兆光关于变动的“周边”的思考时，对满洲人的征服所分割的外蒙古和内蒙古，由此产生的“内”与“外”的变化，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就是以蒙古的“内”与“外”来阐述中国周边的移形换位，展示出其睿智而独特的视角：“中间带”“地理身体”“地理心理”等概念，带着感性和理性，或直白或含蓄，令人玩味。无论如何，就更早的蒙元史而言，蒙古人之于“中国”，完全不像后来朝鲜人所具有的那种中华意识，即以朱子学的华夷观为核心的历史观，“尊王攘夷”更无从说起，他们甚至傲视中原，用宝力格的话说，“把中国变成了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隅。” 甘怀真12在其《化之内外与古代中国之内外》一文中指出，如同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具有建构特性那样，“化内之国也只能说是一种学说，而不等于历史事实。”作者认为，论及历史中国政治上的内与外，“化内”“化外”无疑是最重要的概念。然而所谓化内人和化外人，乃《唐律》所创词汇。《唐律》之后，这些词汇才被大量运用。“天下”概念至少可溯至西周前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即为“并天下”，其后的中华帝国都以天下自称。最晚至14世纪，始于汉代的“天下-中国-四夷”政体已不复存在。虽然中华帝国仍然习用“天下”，但已没有制度意义；各个朝代可以宣称“治天下”，但对于化外人只是诉诸朝贡。甘怀真主要根据唐朝法制，探讨体制所规范的化之内外，但它终究源于儒家学说，亦即文化是确定“中国人”的标准。波波娃13亦在《中华帝国对西域边疆地区的管理》一文中指出，唐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关于“化内人”“化外人”的国家法律条文，但在形式上并没有明确界线，“化内”“化外”的法律基础是文化认同，体现出文化教化的优先地位。马戎14在论述《中华文明的价值特质》时，着重论述了中国传统认同体系的核心是文化认同，或曰“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而不是血缘、种族等。中华文明之群体认同的核心是“天道”，这也是其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些基本特质决定了历史中国的政体和中国人的“内”“外”观。“夷夏之辨”中的“化内”和“化外”是动态、辩证的，可以相互转化。“天下”是绝对的，夷夏是相对的，所需判别的只是中华而已。 赵刚的四万言长文，透过对《皇朝文献通考》中的《舆地考》（疆域范围）、《四裔考》（四裔关系）、《象纬考》（天人关系）的解析，不仅试图从新的视角来检讨清代多民族帝国的形成史，更是为了从汉化、胡化、近代化和早期全球化之维，揭橥全盛时期的清朝多民族帝国如何赋予传统汉人社会通行的大一统理想以全新的含义。赵刚对于盛清大一统话语的重构，可谓两面出击，直指两种本质主义历史观，即“汉化说”和“新清史”，而对后者的批驳更为直接而犀利。他认为，“汉化论”把历史上的“汉族”想象为同质的单数群体，忽视了历史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实，历史上大部分汉族人并无明显的“汉族”观念，他们的认同主要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王朝认同。然而，汉地儒家社会孕育的超越族群界限的王朝认同传统，或曰汉人文化中的“大一统”政治理想，基本上被“新清史”所建构的历史叙事省略了。“新清史”强调满洲认同的重要性，却忽略了清朝统治者并没有把汉人文化与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对立起来。新清史所强调的“满族性”，绝非只限于满洲内部及其与亚洲内陆之蒙藏文化的融合，它同汉人精英密切相关。传统的王朝认同不仅是朝廷拉拢汉人精英的工具，也是多民族帝国的粘合剂。汉人社会和文化对清帝国做出的贡献是无法否认的。赵刚指出，新清史看似与“汉化说”针锋相对，其实在根本上接受了“汉化说”对汉人社会的判断，视清代汉人为一个排他性实体。二者的思维框架，都是静态的满汉二分，并用20世纪初、也就是民族危难时期兴起的汉族概念来解释清代汉人的认同问题，但那只是话语建构，而非历史事实。 1990年代以来的西方“新清史”，严厉批评传统的“汉化说”，引发中国史学界对“新清史”的批判浪潮，甚至揣测其分裂中国的学术阴谋或居心不良的政治目的。强烈反弹和激烈争论，反而成全了“新清史”，不料竟使它成为一个学派，而且越来越有影响。欧立德认为，连篇累牍的学术和非学术批评，都是对“新清史”的误解；“新清史”学者的追求，不过是从民族史、区域史和全球史的不同视角，更多地利用满文文献来研究清史。我们必须承认，“新清史”触碰到传统清史研究的一个软肋，如沈卫荣所说，强调满文文献是对中国以往的清史研究的批评甚至讽刺：清朝灭亡才逾百年，满语就已基本失传，满文文献研究几乎已是绝学，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中国学者当有接受“新清史”批评的道德勇气。他还强调指出，“新清史”对传统清史研究的修正具有新意，即摆脱汉族中心主义史观下的“汉化”和“朝贡体系”这两条研究主线，更注重对非汉族族群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以此建构清帝国的历史叙事。就沈卫荣文章的论述内容和总体倾向而言，肯定“新清史”的学术贡献，只不过是入场铺垫，为的是更严苛的批判，而且不乏切中肯綮之处。 “新清史”响应中国研究中的“族群转向”，发现清朝同为“内亚的”和“中国的”帝国，并从这两个维度来研究清史；而所谓“中国的”帝国，自然是指汉人帝国，与内亚的帝国只有部分叠合。沈卫荣认为，从迄今“新清史”学者的著作来看，很难见出其强调的清朝的内亚特性究竟指什么，至多只是清朝皇帝、甚至仅为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新清史”用以取代“汉化说”的，既不是满族化，也不是内亚化，而是西藏化，或曰藏传佛教化。然在沈氏眼里，“无论是他们对清代藏传佛教史的研究，还是对被他们提升为大清‘帝国的佛教意识形态’的‘菩萨皇帝’或者‘转轮王’思想的理解，都是极其肤浅，甚至是错误的。”不过，这似乎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问题是，如沈卫荣强调指出的那样：“新清史”在讨论清代的内亚性时，很少将清朝同之前各朝做比较，因而忽略了内亚性并不是清之独有现象。沈氏论证旨在说明，历史中国的大部分王朝，不管是否汉族当政，都与内亚亦即满、蒙、藏、回等民族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牵连。换言之：从来没有一个纯粹的汉人“中国”，可是在一个由外族创建的征服王朝中，汉人依然是其主体，缔造的是一个“基于中国”的帝国。换句话说，若能真把清朝明晰分成两个帝国，那它作为整体也还是外人常说的“清中国”（Qing China）。沈文对“新清史”的内亚观亦即“一个内亚帝国”和“一个中国（汉人）帝国”的批驳，依托于汉唐以降诸王朝与内亚之广泛交涉的史实，而这在波波娃的论文《中华帝国对西域边疆地区的管理》中尽显无遗。该文透过形成于汉代的对西域的管理方式，呈现出汉民族与中亚（即“新清史”所言“内亚”）各民族之间广泛的文化交往和相互影响。另外，波波娃细心爬梳的历史文献，尤其能够见出历史中国之变动的边疆和秩序。 三、局部深描的整体意识：重述“中国”的诸种图景 这些年对于中国历史时段与层次的讨论，已经相当深入。尤其是不少学者通过局部深描的方式，开拓了理解“中国”的不同图景。不少会议论文所包含的这种方法论诉求，无不指向广阔的整体意识。内亚史专家罗新在其论文《在清史中寻找内亚的连续性》中指出，清史的相当一部分当为内亚史，而他不仅要在空间意义上阐释大清的内亚性，更欲揭示内亚历史传统的独立性和连续性。他以清代“堂子祭天”仪式中的“设杆致祭”、“立杆大祭”为例，展示内亚文化持续数千年的连续性；通过或相似或相通的历史传统，挖掘那些超然于“内”“外”、更有时间深度的历史问题。其实，如罗新在讨论时所说，他更感兴趣的是“内”“外”之间的“边缘”问题，那些生活在两个乃至更多政权之边缘和夹缝中的“生番”，比如南北朝时期生活在淮河以南的大别山、桐柏山一带的“蛮人”，或明朝边疆之长城地带的复杂人群，用“middle ground”（中间地带）方法研究加以查考是很适合的。这与宝力格所热衷的“中间带”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另外，罗新还指出研究历史中国时见重北方、疏忽南方亦即重政治活动、轻社会变迁之现象的弊端，也是很有见地的。 重考据、辨史料是本次会议亦即本书大部分论文之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冯锦荣15的论文《测绘东亚：以〈东西洋航海图〉、〈坤舆万国全图〉及〈皇舆全览图〉为中心》，实为难得的科学史佳作。2008年重被发现的佚名氏绘制的《雪尔登中国地图》（又名《东西洋航海图》），从其问世的17世纪中期，到21世纪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中外史学家的广泛关注，期间一直无人钻研。围绕东亚地理舆图绘制史上这一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冯锦荣以他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积累探赜索隐，揭示该图与诸多舆图资料和各种文献之间的可能联系，并论及地理舆图的测绘和测量仪器等。 同样大量运用一手文献的是冈本隆司16的论文《“主权”的形成：20世纪初期之中国与西藏、蒙古》。该文以西藏和外蒙的“自治”事件为线索，着重查考清末民初围绕西藏主权问题的中英交涉。作者透过大量史料、历史档案、外交文件和信函，重构了从1904年拉萨条约到1914年西姆拉会议约十年间的许多重要外交活动。中国的立场和认识，基于民族主义的“中国一体性”观念，所以西藏、蒙古不能丢，“主权”不能让渡，否则整个中国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冈本的考证再现了中国在交涉中的不退让态度，最终获得了否定“宗主权”的“主权”概念，即中俄声明文件和西姆拉会议，均未否定中国的“主权”，也就是中国对外蒙和西藏拥有“主权”。 沈卫荣认为，围绕“新清史”的论争，中国学者一时还有克服不了的短板，不知用怎样的语言向西方同行准确地表述自己。这么说略显尖刻，但也不是全无来由。其实，扎实的史学考证，本身就是对相关问题的最好回答。赵刚的考证如此，沈卫荣的探讨亦然。不过，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沈卫荣认为西方人所理解的“China”，往往是一个纯粹的汉人之国，可是一个纯粹汉族的“中国”，其实只是莫须有的存在；但李怀印却相信一个原初型“中国”的存在，即清代之前中原华夏王朝所代表的以汉人为主体的高度同质化的单一族群国家。李氏长文《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抛开了“汉化说”或自古以来就有“大一统”的“中国”观，也拒绝“新清史”把清代看做内亚帝国以解构其中国性质，而是通过宏观历史比较，审视和解读中国的国家转型史：从一个原初型的族群国家，经过多族群之疆域国家的拓展，进而走向统一集权的现代主权国家。换言之，现代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昔日“帝国”疆域之上的民族国家。作者以此对流行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典型认识提出质疑，即不能用“帝国-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来解读中国在过去数个世纪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历程。 宝力格在《自我超越，大国担当：论蒙古在中国人自我意识发展中的新位置》一文中，还是带着他在评点葛兆光演讲时所表现出的鲜明特色，给人留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感；然而，他的思考是冷峻的。他说古道今，从内外蒙古说到“蒙古”内外及中国的“内”与“外”。围绕中国抗日表述的变化，即强调自身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宝力格分析了中国人之新的道德主体的发展，“和平”与“贡献”话语成为当代中国寻求国际承认的基调，也是其提高自身地位的工具。当然，宝力格重点关注的是“蒙古”在当下中国大国崛起话语中的位置；在他眼里，中国新话语的核心（“和平贡献论”），带着对历史的“屏蔽记忆”（screen memory），例如一百五十万苏蒙联军挺进中国、打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内蒙古和满洲地区；又如屏蔽历史上中原与北方的冲突，尤其是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汉人王朝的历史经验，或者征服王朝的帝国性质。他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涉及“内与外”的屏蔽记忆所呈现的“和平中国”，实际上是“汉族中国”；新近时兴的新的道德主体“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汉族性”。“今日中国对和平形象的追求，可能会重启汉人与游牧人之间的历史界线，从而恢复传统的内外观。” 论说内外观，关乎民族情感与认同问题，如本书不少作者反复论述的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认同。情感与认同也是方维规《论“民族”“Nation”与“中国”：Nation是意识构造》一文的中心议题之一。民族意识是个人或群体对一个“民族”的归属感，例如在有关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心理上的归属感起着很大的作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观的中国民族概念，早在华夏中心主义时期就已打上显明的民族意识烙印。针对西方不少中国学专家认为Chinese nation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方维规指出，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出发，推论前现代中国没有nation，未必就是真相。Nation的多层涵义由来已久，可是，把“民族”和“国家”几乎变成一个连体而同时体现在同一个“nation”概念里，这是后来的诠释。国族完全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民族主义只是19/20世纪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代情感。我们必须用历史眼光来把握前现代与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民族”的转型，同时不能忘记哈贝马斯所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以继承文化传统为前提的意识构造，而继承本身是被一系列史纂和反思过滤过的”；还有雷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早在1882年就已说过的一句名言：“没有一个国族不篡改自己的历史。” 结语抑或开场：敞开“中国”意识的历史视界 以上文字对各篇论文的讨论，虽为掠影，已足见话题之丰富，以及各种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可谓取“径”历史，问“道”中国。然而，这绝非这次“思想与方法”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的思想交流全景。附录一、二，即“叩历史而求中国”和“沿内外以寻文明”，是对话和论坛的实况记录，以完整再现观点纷呈、争论不断的会议现场。这两篇纪要中可以见出，不少发言内容并不见于会议论文，而是与会学者有感而发，或受到启发，或借题发挥，不时呈现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视角。尤其是各场演讲的点评环节，可谓新见迭出，不乏精辟之语。当然，历史中国之“内”与“外”这一论题本身，还有“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内与外”（欧立德语）所暗含的弦外之音，加之受邀参加研讨的欧美与中国周边国家及中国两岸三地的学者及其不同学术背景和研究重点，这一切都必然赋予话题以丰富性和独特性，自然也少不了争议性。葛兆光的主旨演讲，声言要“再澄清”一些问题，这自然是可喜的。可是，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还看到不少一时无法澄清的问题，比如对“汉化”问题的理解，对“帝国”概念的解释，对历史“中国”的定位，另外还有“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研究范式问题，“内”“外”之间的“边缘”或“中间带”问题，历史教科书编纂问题，等等。澄清之余，仿佛又提出了更多问题。困惑还在，思考依旧，商榷不断。不过，振振有词或各执一词，本来就是学术界的常态，交流无疑是有益的，这也是这次会议的意义所在。 究竟应当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历来有各种理论和设想。“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强调史家的主体性，即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史家写他所理解的历史。当然还有其他说法，比如“历史终究是历史”，不能从现在出发去倒推历史过程。汪荣祖著《中国传统史学的挑战与反应》（附录之三），纵横比较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做了精到的分析。在他看来，民国以后中国史学弃传统而追随西学，随西潮而逐流，以西方史学为圭臬，写史莫不照抄西方，让出话语权于他者，尽失中国史学原有或应有之风貌。如此看来，新近对“新清史”的出击，堪称中国史学自主性的突出表现？无论如何，汪荣祖认为中西文化有异，史学亦各有特色，我们不必从风，而当拿出家藏，与彼对话。他所展望的自主的中国史学，应该知己知彼，辨别利弊，知所采撷，从而使中国史学之溪水“堂堂出前村”。 *本文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第四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会议文集《思想与方法：历史中国的秩序变动与文明交错》的“导论”，该书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释：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创始院长。 2欧立德（Mark C. Elliott），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副教务长。 3宝力格（Uradyn E. Bulag），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教授。 4汪荣祖，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5沈卫荣，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6赵刚，美国阿克伦大学历史系教授。 7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8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9 本文中的引文或间接引语，均出自即将出版的《思想与方法：历史中国的秩序变动与文明交错》中的相关文章，或论坛讨论的录音整理材料。 10李焯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1崔溶澈，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 12甘怀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3波波娃（Irina Popova），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教授、所长。 14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5冯锦荣，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 16冈本隆司，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