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7日下午，北京民俗学俱乐部2014年第3期活动在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同学共同参与了这项活动。共有8位同学做了发言。

本次活动由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邓苗同学主持。邓苗首先介绍了本次讨论主题“民俗/民间文学的当代生存”的缘起。当代社会的民俗和民间文学相对于传统社会民俗和民间文学来说，产生了巨大变化，这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民俗和民间文学在时代变迁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如何发生？这种变化对于民俗和民间文学所涉及的“民”和我们所理解的“民间”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民俗和民间文学的“民间”在其自身变化的过程中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应该对这种变化有所洞察，并通过我们的研究使人们对这种变化获得足够的认识。

然后，各位发言的同学依次畅谈自己的研究心得。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阿婧斯认为，从古至今人们面临的状况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过去更复杂。其实在蒙古地区，许多人并无法接触到真正的蒙古史诗。而我们民俗学者要做的并不是告诉人们真正的蒙古史诗是什么样的，它具有什么特点和规律等知识，而是深入地解释为什么数千年来人们不断地在传唱蒙古史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蒙古史诗对于当时的民众而言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她认为，带着情感，准确地说是民族情感，对蒙古史诗研究十分重要。

该所另一位博士生研究生潘琼阁则从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入手，注意到研究者们对不同类型传统的发明存在不同价值评判及评判趋势，由此提出反思。她分享了学习中的三点体会，提出我们的价值评判是否经得起未来学术考验的问题，并认同民俗学在学理上不应是价值判断的研究，在实践中应尽量避免预设的价值评判，而应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提供发声渠道，传达他们的感受、思想和情感。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齐金国主要谈了蒙古族民间巫术治病所反映出来的民间知识的问题。他通过对一系列蒙古巫术中动词名词化现象的总结，发现许多巫术仪式中所使用的祭品主要包含几种东西：食物与水、金钱，这些仪式大都指向了不同的方位，而且巫术中的颜色是区分不同的性别的。他还谈了蒙古族巫术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巫术具有自身的意义，大多涉及的是一种经验性的知识。

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杨泽经主要从传承人的角度对民间文学的当代生存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民间文学研究所经历的重大时代变迁使得文化个体的重要性呼之欲出，个体的表演和创造开始凸显出来。这使得我们重新思考个体性和集体性之间的张力，文化个体的知识结构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区域民众所接受和认同。他还谈了科技传媒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以及民间文学学科的未来发展问题。

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包媛媛主要从媒介对于口头传统的建构的角度谈了电子媒介如何影响温州鼓词的传承。她发现，温州鼓词的电子化经历了从早期的广播到后来的VCD，再到电视台的表演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电子化虽然可以补缺鼓词现场的缺位，但同时也重塑了温州鼓词本身的表演。她还谈到网络技术的发展对温州鼓词传播的影响。

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旭谈了民俗文化传承的文化生态问题。她首先指出，文化生态是学科的研究对象，而非学科本身。无形的文化也有生态系统。民俗文化生态包括自然场、社会场和民俗场三个层面。她以平遥的一种推光技术和张壁村的民俗文化开发为例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指出整体生态观对于民俗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祝鹏程主要谈了相声艺术的接受史问题。他说，重要的不是相声是怎么变化的，而是人们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这就涉及到福柯所说的话语模式的问题。许多书籍对相声的介绍都会说相声是一种讽刺艺术，可是我们要问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讽刺艺术的，通过对不同时代人们对相声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人们所使用的不同的话语体系。通过对概念形成的过程进行探索，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进行言说的。

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邓苗以畲族民歌为中心谈了民歌的时代变迁与民间文学的“民”与“民间”的问题。他首先介绍了传统畲族民歌的演唱，然后介绍了畲族民歌、南宁国际民歌节和花儿会的当代传承，对民歌展演的时代变迁进行了总结，指出由民歌到民间文学的“民”和“民间”必须是具体的而不能是抽线的、笼统的。他还反思了“民俗”和“民间文学”的学科问题。

最后大家针对各位同学演讲中所涉及的价值评判、情感问题、仪式与其意义、“民”与“民间”的概念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整个活动气氛热烈活跃，大家都觉得从彼此的深入交流中收获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