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驻校作家苏童与北师大师生亲切对谈
发布时间: 2015-03-24
2015年3月23日晚,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文学院学生会联合主办的“金声玉振文化论坛之苏童专场:像地球一样大的短篇小说”主题讲座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九502举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北师大驻校作家苏童,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教授出席了本场讲座。此外,师大百名学子也积极参与了此次对谈。
讲座开始前,文学院举办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风逸文学奖小说组颁奖典礼,由苏童、张清华及学生代表武靖雅、杨昆分别为获奖选手颁奖。
张清华教授在开场主持中赞美苏童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是最享有国际盛誉的先锋作家的代表,同时还是一位最擅长表现人性之恶和人性之贱,却不因表现人性之恶和人性之贱受到读者指摘的作家。张清华教授回顾先锋文学的发展,认为先锋文学虽然已经终结,但先锋精神依然存在并融入了整个当代文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对人性深入的书写、对现实严肃的批评和对历史执着的求问。“先锋的精神和传统之间是有暗道的。”他指出,最先锋的作家可能最先重新发现传统,苏童的书写正是同时指向了先锋精神和传统血脉,因此获得了读者的喜爱。
苏童认为,每个人对于短篇小说的特性都有自己的界定。如果说长篇小说是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而短篇小说则是室内音乐。短篇小说只有两三件乐器,但对长篇小说所有音乐元素的需求不可或缺。诸多的文学元素是必须要互相作用的,短篇小说虽不庞大,但是于与长篇小说同样具备复杂性,丰富性、甚至是写作性。
接着,通过东西方短篇小说发展历程的对比,苏童从时空上梳理了短篇小说的由来。他认为短篇小说最早的东西方对话,是《十日谈》与《三言二拍》的对话。在当时,中国的业余作者根据市井生活故事写成的短篇小说往往只有忠实的记录,没有批判性。西方的短篇小说同样是对世俗的人生百态进行记录,同时含有大量的宗教与讽刺。到了十九世纪末,契科夫、莫泊桑等出现,短篇小说在西方成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短篇小说也真正走向成熟。此时在短篇小说领域,西方背离了《十日谈》风格,东方背离了《三言二拍》风格,作者们开始在作品中建立作者自己的形象,而不光是记录世俗生活的娱乐性。
关于短篇小说如何讲述故事的问题,苏童首先引入了欧亨利的小说作为反面例子。他认为欧亨利的小说建立在偶然性和戏剧性上,进而敷衍成种种的意外,莫泊桑也是如此。虽然这在很长时间成为一种短篇小说的正面,但当今现代短篇小说的总体趋势和现象是在反对欧亨利、莫泊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代的短篇小说,不是契科夫就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的使命,是用契科夫去追求真实,用卡夫卡、博尔赫斯去反转真实。”他引用美国著名学者哈罗伯特•罗姆的话,以有缝的水桶对其所说的追求真实与反转真实的差异作出了形象的诠释:契诃夫追求真实,是从水写起,随着水平面慢慢下降而最终看到桶底的缝隙;博尔赫斯反转真实是直接从桶底的缝隙写起,而不写水的一寸寸流失,即揭露接近荒诞的偏离常识的事情,告诉人们这不仅是真实,还是现实。随着短篇小说的发展,屠杀欧亨利、莫泊桑的痕迹越来越重,人们从短篇小说习惯性的如欧亨利、莫泊桑式的关注转入意想不到的海明威式的关注,即关注“象征”。如在短篇小说革命与暴力中已经走到最极致的雷蒙德•卡佛就是一个反莫泊桑、反海明威的典型作家。但无论短篇小说如何发展,都是向着反莫泊桑的方向越来越远,而更相信一种简单,用生活最真实的一面直击生活。
在观众提问环节,对谈现场提问踊跃,气氛热烈,将本次讲座推向高潮。
在回答观众“如何做到用有限的精力描写无限的女性”的问题时,苏童首先纠正问题为“如何用无限的精力描写有限的女性”,他提到,文学史上大多名作中的女性都是哭哭啼啼、受压迫、受欺辱的,只作为一个控诉的符号,而非一个人。他希望女性能够以一个人的姿态站起来,与男性共同承担人性中的善恶。
对于观众“如何看待长篇小说对于一个作家的价值与地位的评判”的提问,苏童用“短篇小说是为我而写的,长篇小说是为苏童而写的。为什么两者都要写,因为我就是苏童。”精辟概括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作家需要有安身立命之本,很难免俗于写长篇小说,“一个真正只想写短篇小说的人,很难把自己的名字写大。”他指出,短篇小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生态圈,在很大意义上被学院忽略,被出版社轻视。但真正能让人保持一个长久的阅读习惯,触摸到文学所有肌理、脉络与气息的作品,非短篇小说莫属。
苏童幽默而深刻的回答多次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当日晚9时40分,讲座在愉悦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此次讲座是由北师大文学院学生会主办的第八届“北京大学生读书文化节”系列讲座之一,得到了上海当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程赞助支持,敬请期待接下来的读书文化节系列活动。
摄影:郝泽华,李幸雪
稿件:黄惠
(北师大文学院学生会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