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日晚7时，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文学院学生会联合主办的金声玉振文化论坛之严歌苓专场：“写作的空间穿越”主题讲座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九502举行。北师大驻校作家严歌苓与北师大师生亲切对谈，国际写作中心副主任梁振华列席讲座。讲座由著名学者、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教授主持，师大百名学子也积极参与了此次对谈。
严歌苓在主题发言的过程中，回忆了自己创作多年的历程，将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并详尽地举例说明了自己的创作背景及心路历程。
第一阶段写作：立足本国素材，注重文化穿越
在严歌苓看来，穿越有一种泛义的理解，因为它不仅有地域的穿越，还有心理空间的穿越。如果不完成这个穿越，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和语言难以被其他所有的民族理解。为此，她特别谈到了她的亲身经历，她在芝加哥上学第一天，由于穿着朴素，被一个男同学怀疑并非是搞文学写作的人，因为在美国，搞文学的人认为他们应该是反传统的、最前卫的，他们有一点自甘边缘、自我放逐的形象。这是她第一次感觉到，艺术家在形象上是另立于主流之外的一种人。而她自己的本分和保守，她那身毫无创新前卫可言的打扮，从概念和观念上来讲，就不是一个艺术家。
严歌苓又谈及很多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沟通障碍。在种族、同性恋等诸多问题上，她与美国同学的观念有着迥异的差别，面对这一系列的思想理念差异，严歌苓感到很苦闷。她由衷地感慨：“假如人们不把这样一种道德审美架构起来，谁能够看得懂《白毛女》和欣赏它呢？”
对于文字背后的文化，严歌苓指出，她不追求能够把一种文化、一种审美观翻译过去。因为文字可以翻译，但是文字讲述的故事中的文化、这个故事建立起的道德审美观，与外国本身的审美观联系不起来，导致故事虽穿越了现实空间而无法穿越心理空间。中国作家往往长时间是默默无闻的，那是因为他们的很多生活经验外国不能够理解。然而，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最让他们感动而不可释怀的共识就是那个从文革当中走过来的时代。当谈到《天浴》这部小说时，严歌苓说，文章结尾，女孩子被藏族男子慢慢抬起的枪打死。她的美国同学难以理解为什么打的不是脚。严歌苓笑称，她们就是反复的折磨她。而小说的升华，就是这个女孩子用她最弱势的生命来最后抗拒一下自己的命运。可是美国人却难以理解这种思想。因此，严歌苓坦言：“语言翻译了还有概念上的翻译，很多东西是非常痛苦的，需要大量的注释讲解，你不能让他们懂。”
第二阶段写作：关注移民视角，体察移民生活
严歌苓指出，生命移植的排异过程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很值得进行文学写作。她在移民期间深深体会到内心的痛苦，有被主流文化排异之感，并因此写成《女房东》、《海那边》等著名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反映了移民痛苦，通过详细刻画边缘小人物敏感到病态的程度，为读者展示出了迁移是一个漫长又痛苦的过程。
接着，严歌苓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总结了这种感受：“我把自己的根从热土上拔起来，这个根是潮湿的、裸露的，我总觉得这就是我的神经，这个神经比所有的东西都敏感，这种敏感是略略带疼痛的，这个敏感是夸张的，人家一个眼神、一个什么东西都能伤害你的敏感。”
第三阶段写作：了解非洲思想，再现写作穿越
严歌苓与听众分享了她在非洲居住的经历，指出自己的思维体系又被洗牌重组。非洲的落后让她联想起中国的灾荒。非洲的婚姻制度给她以创作灵感，让她在此期间创作出《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这样的佳作。
严歌苓提到了一个酋长的女儿，在这个女孩儿在做她的保姆时两次在她面前下跪承认错误，这让她很难接受。第一次的时候严歌苓还很震惊、很害怕，但第二次她很愤怒，她对女孩说：“你给我站起来，我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国家没有人可以应该跪下的，你知道吗？我们是要去解放这些跪着的人。”这句话一出，会场当即响起掌声。
诸如此类的经历深深地烙印在严歌苓的心里。她认为，非洲人民的这种抽象意义上的苦难是人类共承的。而这种苦难也让她想到她写的中国人，想起这种特定国情下的苦难。
第四阶段写作：体验台湾文化，自我游放创作
严歌苓指出，她在台湾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台湾的中文和大陆中文，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已经是两种不同的中文。她在台湾写出《小姨多鹤》的时候，深深的感受到了日本文化对于台湾的极大影响。严歌苓对自己进行了一个自我评价： “我不断在世界各地走，也就形成在哪里也都不想待长的想法。因为在哪里待长了，就失去了质疑主流社会的一种清醒。我很喜欢我现在这种到任何一个主流社会里我都不算一个主流身份人的这种位置，所以我觉得我保持了一种质疑的清醒，我不属于那个地方，所以我不断在比较。”
严歌苓指出，自己还属于一个处于自我游放、自我放逐的生活状态中的作家，她非常满足她现在的情况，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使她失去清醒，在写中国的时候，她可以用她在中国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成熟经验来写，并且任何一种他国生活经验和文化都会与她的中国经验形成对比，而正是这种对比促使严歌苓形成了现在的写作风格。
文学与心灵的交流：置疑与解惑
在现场的提问环节，对谈现场提问踊跃，气氛热烈，将本次讲座推向了一个高潮。
在回答“如何面对无法融入主流社会”问题时，严歌苓做出了简洁明了的回答，她谈到，很多人都有身份认同危机，她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寻找身份认同，即以自己为本。从这一点上可以发现作家的一个优势，就是很“自我”。
在面对“您的创作是为写战争文学吗？”的问题时，严歌苓指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给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意义，只是有一种很朦胧的冲动，我想写一种故事，我有一种表白在这个故事里面，这种表白具体是什么，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不是关于战争，不是关于女人，也许是关于女人和战争。”
此外，梁振华老师对严歌苓老师提出“如何面对纯文学写作和影像写作的差距和相同之处？”严歌苓表示，最大的差异是文学写的是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即人物内心的活动，而影像只能写它表现出来的东西。纯文学写作和影像写作的共同追求是要有很好的人物和非常精彩的语言。她进一步阐释道，对话也是小说写作的一部分，如从《红楼梦》读几句对话出来，就知道这个人是谁，文野、雅俗毕现。在好莱坞的经典剧作里面，几句规划出来，这个人物的形象和性格都出来了。所以，假如两者都能结合得很好的话，像好莱坞那种非常经典的电影剧本实际上是非常好的文学。
张清华的提问、严歌苓的回答多次得到了师生的掌声，当日晚八时三十分，活动在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中圆满落幕。（文学院新闻部）
文/冯馨乐
摄影/余曦，赵博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