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领：新世纪城市书写的模式化倾向

发布时间： 2017-12-12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王德领教授，日前应邀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举行了一场以“新世纪城市书写的模式化倾向”为题的学术讲座。王德领教授曾长期担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审，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北京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及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他长期关注当代文坛的最新动向和当代北京文学的发展态势。
　　王德领教授在讲座中，首先对主题“新世纪城市书写的模式化倾向”进行了阐释，他表示，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作家其实对城市是陌生的，远远没有面对乡村时那么从容和淡定。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的开篇写到:“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这是中国作家对待城市的典型态度。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学对于城市，陷入了一个道德化评判的误区，因此对城市书写的研究非常值得学界关注。
　　提到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王教授谈到：从世界文学史来看，自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对巴黎的现代性书写开始，文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和城市的崛起有很大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三大小说流派：左翼小说、京派小说、海派小说，王教授认为，80年前的海派作品就是对城市进行了成功的书写。上海是当时的东方明珠，繁华程度堪比巴黎、伦敦、纽约、东京，当时在上海的一些青年作家，借助日本的新感觉派，找到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来表述都市。王教授选取穆时英的小说《上海的狐舞步》中的片段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解析。穆时英调动了多种感官，用电影镜头式的高速切换的语言，书写对城市的印象，对城市作出的地狱与天堂的二元价值判断，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为了让同学们更好的理解城市化的概念，王德领教授又提到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甚至还谈到了他自己出生于农村以及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强调城市与农村在许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
　　接下来王教授介绍了新世纪城市书写的模式化的主要表现。首先，这种模式化体现在伪“小资化”的倾向。王德领教授提到，小资在新世纪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主体性，之所以加上一个“伪”字，是因为“小资”这个词本身具有商业企图和做作卖弄的色彩。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赋予小资以鲜明的主体性，使小资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是作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新世纪城市书写模式化的第二点体现，在于欲望化模式。这是目前许多书写城市的小说最为常用的模式。以邱华栋、刘震云、朱文等作家的小说为代表。这些作家的小说大量描绘富裕阶层、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情感，着力塑造一系列都市意象。王教授谈到，邱华栋的作品里的城市人是类型化的，没有灵魂，近似于行尸走肉。另外，这种模式化还体现在底层书写模式上。王教授结合自己曾经在北京租住半地下室的生活经历，与同学们分享了身处“底层”的感受，并对郑小琼的《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和富士康自杀的诗人许立志的《流水线上的雕塑》进行了解读。他谈到许立志的作品是这个时代最为惨烈的诗意，打工者的诗歌通常具有惨痛的特点，但艺术性相对差一些。最后，城市书写的模式化的倾向还体现在都市与乡村的对照模式上。王德领教授以莫言、阎连科等作家为例，认为很多外地进京的作家在作品中一再用城市作为参照，叙述自己的乡村记忆，他们往往在都市的对照与互渗中书写乡村，这成为新世纪都市文学的重要主题。
王教授还以《天·藏》等作品为例，强调在突破城市书写的模式化倾向时，可以超越物质时代的表象，对城市进行形而上的精神审视。另外，他还提到，当代城市小说最具潜力的增长点之一，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书写城市的“文化之维”地域性角度。他以叶广芩之于北京、王安忆之于上海、池莉之于武汉这三组女作家对于当代城市的书写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对于新世纪城市写作尤其是北京书写的缺憾，王德领认为与作家缺少哲学层面的透视，缺少俯瞰城市生活的精神高度有关，即使是像宁肯这样具有哲理意识的作家，也很难逾越这一点。作家的写作往往止于现象，止于大众的悲欢离合，和大众贴得太紧，缺少一个波德莱尔式的游荡者，给大众震惊式的体验。相对而言，当代作家的北京书写远不如现代文学中的上海那样丰富多彩，那样令人赞叹。王教授还以老舍笔下的北京与当代其他作家的关于北京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有些作家虽然写了关于北京的小说，但实际上并没有对北京有真实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在作品中呈现的北京形象和真实的北京总是隔了一层。
　　讲座结束后，王教授回答了部分同学的提问，并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