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对话中的世界文学与中国”系列讲座综述

发布时间： 2023-12-30

2023年11月16日至12月13日，由北师大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文学专委会、北师大文学院人文研究中心、《今日世界文学》（Global Literature Today）编辑部主办的“跨文化对话中的世界文学与中国”系列讲座在我院成功举行。系列讲座共六场，7位著名学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应邀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学术成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刘洪涛、姚建彬、张源、杨俊杰、杨明晨、乐曲老师，以及文艺学研究所的吕黎老师，担任主持和评议。比较文学、文艺学等专业的硕博生，以及许多国内外高校的师生5000多人，通过线上线下的不同方式，参与了讲座。

11月16日晚，首场讲座开始。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陆建德教授以《“虚构的异乡人”——跨文化中的自我与他者》为题，提取、串联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1721)、狄金森（G. L. Dickinson）《中国佬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1901）与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1762)中的“虚构的异乡人”形象，探究几位作家如何通过“异乡人”的眼光，以“陌生化”效果将自己与读者从熟悉的思维套路中解放出来，从而敏锐地对他们所处的社会进行批判性观察与反思。其中，孟德斯鸠化身两位虚构的波斯人，甚至在许多方面触犯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禁忌（如宗教问题）。哥尔德斯密斯的河南哲人、“世界公民”李安济（Lien-Chi）展现了作者和平主义的态度和相对主义的美学观。亲和中国的狄金森从中国人的角度讲述八国联军镇压百姓自发反抗事件的不公与残暴，其中却也不乏对中国富有田园色彩的过度美化。他们以“虚构的异乡人”身份进行言说的姿态，暗示了“自我”开放与流动的可能性。但同时，陆教授也援引钱钟书先生对乔治·奥威尔《英国人》（The English People）的评论，提醒我们注意“民族性”话语可能造成的对鲜活个体的遮蔽。在通过“虚构的异乡人”批评本国社会的时候，这几位作家也有见识不足的地方，以为法国人或者英国人都有同样的品性。另外，“异乡人”们也往往没有鲜明的个性，而是某种标签、符号，是传达观念的中介。这正是此类写作容易落入的窠臼。由此，陆建德教授为个体的独立性和不可规约性张目。

11月29日上午，加利福尼亚大学英语系黄运特教授围绕自己8月刚刚出版的传记作品《龙的女儿：黄柳霜与美国历史的邂逅》（Daughter of Dragon:Anna May Wong’s Rendezvous with American History）做了题为《黄柳霜与美国华人历史的重访》的讲座。《龙的女儿》是继《陈查理》（Charlie Chan）、《不可分离》（Inseparable）之后，黄教授“Asian American Trilogy”的第三部作品。在三部曲中，黄教授始终饱蘸历史性的同情为笔下人物做传，关注边缘群体身份认同和跨文化对话等核心议题。本场讲座延续了黄教授一贯的学理路径，探究美国华裔女星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巨星，又因年龄、性别、种族三重歧视而晚景凄凉的跌宕一生，如何成为凝合美国华人社会史、文化史、电影史和文学艺术史的重要节点，又如何在当下对异质文化语境下华人身份和命运的回溯性反思中，作为意义重大的个案出场，引发关于今日华人身份认同、人生遭际、母语文化与居住地文化之间关系等的新思考。在黄柳霜的生平中，有这样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她与电影的缘分开始于好莱坞对异国情调的追捧，而她作为中国人最初能出演女主角，则是因为彩色电影试验对她肤色的利用。电影中种族间亲吻的禁忌也延伸到了她的现实，她不能与白人男性通婚。黄柳霜表征着华人在美国的磨难时刻，承受着多维度的悲剧。又如，她似乎总是试图逃离本质化的文化想象，在不同地域、场合采用不同的身份策略——她在欧洲以美国好莱坞巨星的身份出场，在电影中却签“黄柳霜”的名字，而当时的中国人却又不认可她为真正的中国人。她的身份难以捕捉，溢出中国性/美国性的二元提法，甚至呈现多语言的世界主义形象。

11月30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展教授在《从严复翻译<<>文学通诠>看美学的社会功能》中，围绕严译《美术通诠》，探究了严复晚年的道德与审美教育思想。讲座分为三个部分：《美术通诠》的底本和翻译情况；《美术通诠》的翻译体现的道德与审美教育视野；原作者沃斯福德的美学观念与严复的审美教育思想。在第一部分，梁教授介绍严复《美术通诠》译自威廉·沃斯福德（William Basil Worsfold,严译作“倭斯弗”）的《文学鉴赏》（Judgment in Literature）前三章，刊登在《寰球中国学生报》上，体现出严复对于英语教育的重视，以及基督教青年会与严复投身教育之间的匪浅关系。接下来，梁教授指出严复重视道德教育，深研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以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对其进行阐发，形成开拓主体精神、营造和完善美好民族心灵的“姱心之学”。可见，严复在融合、创造性转化中西学术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美育思想。而严复之所以选择沃斯福德的著作进行翻译，盖因两者在美学的道德观念上共同遵循于康德、库赞（Victor Cousin）一线的思想径路。严复师法康德、黑格尔，将美置于自然科学之上，从审美导向道德，以审美统摄体育、智育、德育，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少见的。因此，以严复晚年放弃早年的法政观而转向美学与道德救国为思想上的保守和倒退，显然是过于简单的。相反，严复能从以技术求富强的整体思潮中脱离出来，甚至领先于欧洲学人看到了西方的危机和没落，是非常不容易的。严复始终与20世纪西方哲人保持着思想上的并驾齐驱，而从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看来，从早年崇尚西方到晚年回归自身，严复也走在前面。

12月6日下午，在题为《庞德的中国诗歌与儒家经典翻译及所引出的一些理论问题》第四场讲座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耿幼壮教授探讨了庞德翻译中的“表意文字法”、中国文字的听觉形式等问题。耿教授指出，庞德的诗学思想和翻译理论均受到费诺罗萨的影响，尤其《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一文对于中国表意文字的分析，使庞德深受启发，从《诗章》开始，“表意文字法”即成为庞德创作的一部分。另外，庞德在其创作（或者说翻译）早期完全忽视了中国文字的听觉维度，而后来却意识到了“象形”的中国文字也需要去听，希望在他的作品中附上注音表。在钱钟书先生看来，中国文字的构成实有六种，而早期庞德却以为中国文字是无声的、图像性的，可见庞德不是引用中国文字，而是编造中国文字。然而，在一些更为精确的儒家经典和中国诗歌翻译已然流传到西方学界，且庞德与许多专业学者有所交流探讨的背景下，庞德难以界定的“翻译”实践恐怕不仅仅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耿教授指出，庞德略去中国文字的语言性而强调其形象性，或许是为构建非西方中心的传统，挑战西方的形而上学及逻格斯中心主义，庞德与德里达的思想在这一层面上辐辏相合。

12月9日上午，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刘康教授题为《西方理论在中国：“译介”导向还是“问题导向”》的讲座开讲。刘教授说，他的著作《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的灵感，来源于巴赫金的《史诗与小说》一书。在此书中，巴赫金将小说的兴起看作现代性转型时刻一个标志性文体的诞生、一个“人类话语史的重要事件”。尽管巴赫金对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转型的描述不符合史实，但他实际上是用中世纪来隐喻专制的沙皇俄国，历史感与现实感是巴赫金理论的核心关键。而刘教授之所以从巴赫金的著述中提炼出“文化转型”理论，盖因如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的镜子，巴赫金也是中国的镜子：巴赫金以诗意的方式看待历史，他的所谓“文化转型”即是从宏大叙事的“大说”转向众声喧哗的社会“小说”。与其纠缠于西方文学理论到底有多本土化、是否适用于中国语境，不如从中国问题出发阐释巴赫金，再由巴赫金而进一步发现中国，进而又通过中国发现巴赫金，这种“巴赫金的中国折叠”便是有别于“理论导向”的“问题导向”译介，也是刘康教授的理论独创。这种中西互相之间的反复阐发，亦是永无止境的巴赫金式“对话”。总之，中国审美经验不能被西方理论切割，但我们借以看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确实是真问题。

12月13日上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比较思想与比较文学系桥本悟（Satoru Hashimoto）助理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张历君（Lik-kwan Cheung）助理教授的讲座，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围绕“跨文化场域中的东亚现代性”问题进行对谈讨论。桥本悟教授首先指出21世纪西方学术界“学院的冲突”，即将亚洲与“特殊”的区域研究绑定，而使“普遍”的理论问题属于西方。要超越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创造新的比较研究理论和实践，须回到问题的起源——东亚现代文学的开端。在新书《‘文’的来生:中、日、韩现代文学的跨国起源》（Afterlives of Letters：The Transnational Origins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中，桥本教授通过鲁迅、森鸥外、李光洙这三位中、日、韩现代文学之父对传统的“文”加以戏仿的案例，说明他们如何在现在和过去的文化间重建批判性关系，开辟文学表达新的可能性。这些案例说明了东亚现代文学的发生，驱动于东亚文学本身内在的动力，东亚、西方及其他文学共同投射“文学”，将它放在普遍化（universalizing）的不断运动中。这些案例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视从传统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的线性“现代化”进程，从而认识到复数的“现代性”。张历君教授则从学界一直以来忽视的，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对中国学者张东荪的引用出发，将目光投向张东荪与西方学术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张东荪在《知识与文化》中处理知识论问题时，发现普遍性的西方知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由此指出西方思想遵循同一律，而中国思想则有比附的（analogical）逻辑，这一思考正源于新批评派的瑞恰慈（I.A.Richards）。克里斯蒂娃又恰恰从张东荪对中国比附逻辑的描述获得启发，从中找到走出亚里士多德同一律的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张东荪竟然无意中在西方打开了后结构主义批判形而上学的话题。如此一路追溯，中西之间学术思想的交叠回环消解了“普遍”与“特殊”的意义，西方理论也并非仅仅来源于囯族内部，而是在与他国的碰撞中产生复数的可能性。

系列讲座以丰富的主题、充实的内容、极具启发性的前沿方法论，以及主讲人与主持人、评议人、听众之间的互动，为与会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场学术盛宴，使大家获益匪浅。讲座本身之外，现场学者们碰撞观点、彼此激发，也产生出许多极具价值和启发性的衍生观点、思路。陆建德教授的讲座引发了关于“虚构的异乡人”形象之“身份”问题的探讨：一些所谓东方主义式的“刻板印象”中有时也不乏敏锐的觉知，我们应当关注这种复杂性与多样性。“身份”话语是局限性的，而事实上，人却可以有多重、复杂、混合的身份，人的个性与身份不可规约。“虚构的异乡人”给我们的启示正是警惕、乃至跳出与生俱来的立场，发现自己所处氛围与环境的真相，也因此这一主题将触动、改造比较文学学人看待自己生活方式与世界的眼光。黄运特教授关于黄柳霜的个案研究则带来了研究领域的开拓（电影工业与华人研究）与方法论启发：传统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在黄柳霜的案例里显得无助、僵化；或许黄教授强调交往、杂糅的“跨太平洋诗学”能脱离一般方法论的桎梏，有益于处理复杂的文化接触地带。在梁展教授的讲座中，关于“美学”的讨论延伸为对概念本身的探讨：概念不是固定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实践。如果拓展知识场域的边界，则不必纠缠于谁是概念或者学说的首创，而转线性、单一的“传播”为多元并起的“联结”，看到思想者们在全球的广阔时空场域中，面对相似的问题，给出相似或者截然不同的答案。耿幼壮教授将庞德的“表意文学”法勾连于德里达等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将大家的目光引向庞德背后跨文化知识生产的链条：所谓“表意文字”其实充满了西方现代性。事实上唐宋诗歌并非表意性的，更注重诗意和内在情感的抒发而非形象。庞德的“表意文字”也并非古老的中国文字，而是与西方新技术媒介如电影等同时出现且与之相关的发明。另外，庞德后期对中国文字听觉维度的重新发现，与西方学界的“听觉转向”和去中心意识紧密相连。桥本悟教授与张历君教授在对谈中就比附性思考（analogical thinking）继续展开讨论，指出跨文化研究的最大可能性正在于比附的逻辑，正是“比较”打开了复数的世界，重估已经固定下来的价值，analogy就是对话的过程。论及东亚现代文学的起源问题，学界往往从东方或者西方寻找单一起源，但这场讲座拓展了我们对现代文学之发生的想象，让我们认识到复数的“可能世界”之存在，以及东西学术间多元的阐发和影响关系。此外，讲座彼此之间亦互有关联，以小见大，指向跨文化研究、世界文学、现代性思考等重大议题，力求破除一元、线性的思考径路，标举多元、对话的“世界文学”范式。“跨文化对话中的世界文学与中国”系列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马千紫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