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与女娲研究的最初结缘是在1992年，到今天已经30年了。
1991年夏，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第二年春，导师张紫晨先生不幸因病去世，我被转入钟敬文先生门下继续受教。钟先生一直想写一篇研究女娲神话的《女娲考》，可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撰写，于是，他就把这个题目推荐给了我，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此前，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在乌丙安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中国传统婚礼，进入博士阶段后，对生育、女神信仰之类的女性民俗十分有兴趣，正打算选择相关论题，看到这个题目是研究赫赫有名的女神，其背后又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史内涵，就接受了下来。从此便与女娲研究结了缘，而且缘分日渐深厚。
（左）1994年博士毕业时与钟敬文先生合影
（右）1995年与钟敬文先生、乌丙安先生、安德明的合影
我把自己这30年间的女娲研究，大体上分作三个阶段。三阶段相辅相成，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阐明这一点，也许对读者诸君更好地阅读本书有些助益。
第一个阶段大约是从1992至1999年，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文库”1997年）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为代表。这两部专著在问题意识、探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彼此相通，可算是“姊妹篇”。一方面，与当时中国民俗学和神话学领域流行的“文化史溯源研究”的取向相一致，两部著述都比较注重对文献的梳理和源头的追溯，但是，另一方面，民俗学界的学术风气正处于转变之中，对我而言，1980年代以来开展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以及对于田野作业方法的日渐重视，特别是中原神话调查，都对我产生了影响，使我的学术兴趣逐渐从文献转向活生生的、充满流动性的民间生活。我在以往的文章里曾提及自己在1993年春天的田野中那豁然开朗的一刻。当时我跟随河南大学张振犁教授带领的“中原神话调查组”，在河南淮阳县、西华县以及河北涉县等地进行当代女娲神话与信仰的田野考察。这是我第一次在书本记录的女娲资料之外，亲身接触到民间活生生的口承神话和信仰习俗。有一天，在西华县一块老百姓的地头看到一通“女娲城遗址”的石碑，低低的，四周满是青绿的麦苗，摸着那通石碑，当时我心里非常激动，好像一瞬间，僵死的古老文献记录被生动的现实激活，横亘在古老的大母神女娲与作为现代研究者的我之间的巨大时空隔阂不再存在，“远古”与“现代”的界限被打破并重新接续为一个整体。在庙会上和日常生活中，那些老百姓口中讲述的神话和他们对女娲娘娘的虔诚信奉，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女娲不仅仅存在于古代文献里，她还活在生动的现实里，活在人们的口头上、行为中和观念里（见书末所附《朝向神话研究的新视点（代后记）》），而以往的女娲研究往往只从故纸堆里找材料，不免割裂了其与如此丰富而广大的社会生活的联系。由于这样的经历，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并未写成钟先生所预想的、对女娲神话的文化史溯源研究，而且将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合为一个整体，从文献与田野两条路径去揭示和呈现女娲在历史上和当下社会中的存在状貌。可以说，从博士论文开始，我便从传统神话学的考据研究，转向了对神话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综合考察，认为这是更完整、立体地认识神话的有效途径。
不过，在这个阶段，我心中一直有个困惑：该如何分析自己在田野中遇到的那些灵动的讲述事件，比如淮阳人祖庙会上在围观人群七嘴八舌的插话中完成的女娲兄妹婚神话的讲述？这个问题尽管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并未成为聚焦点，但是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徘徊不去。对此，当时国内的相关研究很少，而世界神话学史上的诸多理论似乎也都不擅此道。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作为学员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女娲研究成果，谈到女娲神话数千年来发生的变化，韩国人类学家金光亿先生追问道：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呢？还是应该更贴近那些社区和人群去发现答案。这更坚定了我转向民族志式田野研究的决心，觉得以往那样在宏大的历史和地理范畴中探索女娲神话的流变，不免有些“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我想探索微观地考察神话讲述事件及其讲述人的新方法。
（左）《女娲的神话与信仰》杨利慧 著
（右）《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落地的再推测》杨利慧 著
带着这样的问题和动力，我开始了第二阶段的研究。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2000到2011年，以我运用表演视角撰写的系列研究论文和带领团队合著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1年初版）为代表。2000年，我荣幸地获得了教育部首届青年教师奖，为此申报的项目是“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异”，目的便是进一步探讨自己在此前女娲研究中所思考的问题，对当下民间生活中的神话进行具体而微的民族志考察，并借此突破国内外神话学界长期依赖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局限。这一次，我想在森林中，认清一棵一棵的树木。非常巧的是，这一年我和先生安德明博士一道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我们便有意识地选择了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访学，主要目的是向在那里任教的表演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教授深入了解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以探寻分析当下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神话讲述的新方法。在印大期间，我们旁听了鲍曼教授讲授的课程，阅读他开列的参考书目，并对他做了两三次访谈。我们与印大其他教授，比如Henry Glassie, Linda Dégh等，也多次谈论表演理论的使用及其局限。我在鲍曼教授的课上还写成了一篇论文，运用表演视角重新对淮阳人祖庙上女娲伏羲兄妹婚神话的讲述事件进行了分析（详见下编第一章）。我觉得，表演理论注重动态交流过程的特点，可为探寻日常生活中口承神话的交流提供重要启示，以往那些被我略过的女娲神话讲述事件在新视角的光照下顿时活色生香，突显出情境性语境（the situated context）和表演者的重要性。
2000年安德明、杨利慧夫妇与理查德·鲍曼教授夫妇合影
关于本人在2005年以前学术视角的变化，书末所附的廖明君教授与我的对谈《朝向神话研究的新视点》（代后记）里有较多描述，可供参考。
2011年，我和团队前后花约10年时间完成的结项成果最终以《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为题出版。该书借鉴了表演的视角，运用民族志式田野研究的方法，着力考察了现代民间口承神话的传承和变异是如何在一个个特定的社区中发生的，讲述人、听众和参与者是如何互动交流的，讲述人如何根据具体讲述情境的不同和听众的不同需要而适时地调整神话的讲述策略从而最终形成了一个个特定的神话文本。在这本书的四个个案中，有三个（陕西安康市伏羲山和女娲山地区、山西洪洞县侯村女娲庙以及河南淮阳县人祖庙）都直接与女娲相关，所以张多在评论中说，该书可被视为我的女娲神话研究的“第三部曲”（参见书末所附评论《中国神话研究的民俗学派——杨利慧的神话学思想及其实践》）。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借鉴表演视角的时候，十分注意探索它如何与中国学术的长处相结合，力图突破并改进其局限性。比如表演理论注重特定情境中的新生性创造，对历史传统多少有些轻视或忽视的倾向。而中国的口头传统往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献记录，忽视了这些，显然便无法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对此，我提出了“综合研究法”，并以女娲伏羲兄妹婚神话的表演事件为个案，对综合研究法进行了初步运用（见下编第一章）。我认为：只有通过综合研究的方法，才能从整体上了解神话的内容、形式、功能和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变迁及其内因和外因。
《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
杨利慧 / 张霞 / 徐芳 / 李红武 / 仝云丽 著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1至2020年，以我的神话主义研究以及《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的出版为代表。在这一阶段中，我的神话研究重点从以前的社区之内转移到了那些从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剥离出去的、被当代大众文化产业和信息技术所重构的神话——我后来称之为“神话主义”（mythologism，详见下编第三至六章）。为何要研究神话主义？其原因依然与前一阶段的研究有关。我和团队在考察那些乡镇中流传的民间口承神话时，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旅游产业正日益形塑着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导游成为了新时代的职业神话讲述人；电子媒介日渐成为年轻人知晓神话传统的一种主要方式。这些新现象并未得到国内外神话学界和民俗学界的认真对待，而且常因为其商业化和技术化而被排斥在正统的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范畴之外。这无疑是学界的不足与缺憾。不过，由于我们当时主要关注的是庙会、祭仪、闲谈（例如“摆龙门阵”）等社区日常生活语境中被讲述的神话，访谈对象主要是社区内部上了年纪的故事家、歌手和巫师，调查地点是有着明确空间边界的、实体的乡镇，所以未能对上述现象展开追踪研究。
《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
杨利慧 等 著
针对这一不足，2011年，我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力图对中国神话在当代社会、尤其是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领域的传承和变迁情况展开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考察。与前一项研究相比，该题更加关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文化商品化、青年亚文化以及电子技术。其结项成果最终以《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为题出版。在这一研究中，尽管我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有较大变化（例如主张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以分析虚拟社区中呈现的神话主义），不过女娲神话依然是我观察的窗口：我对旅游产业的研究继续以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为个案，而对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的梳理也常常以女娲神话为观察中心。
以上三个阶段虽然在具体研究对象和视角上有所差异，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追求——神话的整体研究，即将神话置于其所生存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来认识。具体地说，在上面第一阶段中，主要是将神话与信仰合为一个整体，从文献与田野两条路径去揭示和呈现女娲在历史上和当下社会中的存在状貌；在随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中，逐渐更加自觉地关注到这个整体性传统中更多维度的重要性，例如文本与语境（特别是情境）、历史与当下、传统的延续性与讲述主体个人的创造性，以及不同主体的多元性实践等。我提出“综合研究法”，就是想把中国学者擅长的历史研究和表演理论注重情境性语境的视角结合起来；把宏观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与微观的、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把文本分析与语境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文本阐释与动态的表达行为和表演过程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对集体传承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结合起来（下编第一章），从而达到完整、立体地认识神话的目的。说到底，综合研究方法是工具、是路径，其力图实现的目标便是整体研究。
本书即是上述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的集萃，是我研究女娲神话和信仰30年历程的集中展现。其中上编体现了笔者在1990年代初期的探索成果，基本保留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原貌，未作大的改动，只对其中个别有疏漏或者后来有变动的地方进行了适当补充和修改，例如，对所引古籍增加了版本说明；对汉代王充和宋代罗泌的合理主义思想做了补充注释；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改为“全面爆发”；“四川省重庆市”改为了“重庆市”等等。书中原来引用了大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绝大多数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这次尽可能对其中已经出版的做了重新检索、核对和注释，但是由于这批资料多是县卷本，数量多，核对比较困难，所以最终大多保留了原注。
此次增加的下编则反映了我21世纪以来的研究理念，以女娲神话和信仰为窗口，一方面突显出当代社会中人们在口承神话的表演、遗产旅游、电子媒介以及非遗保护等新语境下创造性地运用和重构女娲神话的新实践；另一方面，也以此为案例，检视当代民俗学领域有关表演理论、语境研究、非遗保护等理论和话语的启示与不足，提出了“神话主义”的新视角，拓展了神话研究的领域。正如我在下编的引言中所自评的那样，如果说，上编研究女娲的视角特点是“历史、田野、文本”，方法上注重文献分析和田野作业，内容上更聚焦于女娲神话与信仰的本体，风格上较为宏阔，那么下编的研究视角则聚焦于“当下、主体、语境”，方法上更为倚赖民族志式田野研究的方法，内容上更常以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为窗口，以反思当代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风格上更细致入微。上编和下编两相映照，既鲜明地体现出女娲神话和信仰自古至今在人们的实践中不断变迁而又顽强传承的图景，也反映出笔者30年间在追求神话的整体研究道路上问题意识、理论视角和探索方法的不断发展，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转变与创新。
为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我的女娲研究历程、学术意义以及存在的局限，我在书末附上了五位中外学者所写的相关书评，作为我的研究所引发的学界对话的一些反映吧。
从青涩懵懂到步入中年，女娲的研究伴随着我个人生命的成长，也伴随着我的神话和民俗探索之路。30年间要感激的人实在太多，恕我无法在此一一尽数。钟敬文、张紫晨、乌丙安、刘锡诚、马昌仪、刘魁立、宋兆麟、李福清（B. Riftin）、大林太良、伊藤清司、王孝廉，以及Jordan Paper，Richard Bauman，Henry Glassie, William Hansen, Gregory Schrempp等老师，还有高丙中、吕微、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尹虎彬、田兆元、陈连山、陈泳超、陈岗龙、彭牧、李靖、鹿忆鹿、钟宗宪、刘惠萍、高莉芬、Mark Bender、苏独玉(Sue Tuohy)、Jessica Anderson-Turner、山田仁史等好友，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鼓励，尽管这其中的一些人现已辞世，但他们都是我一生感激不尽的良师益友！感谢河北涉县娲皇宫、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以及所有我调查地的人们长期以来对我的慷慨帮助，他们不仅帮助我认识女娲，更帮助我认识了这个世界。感谢我的学生们，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祝鹏程、张多、王均霞、张成福、周全明、包媛媛、肖潇、陈汝静、杨泽经、王旭、孙伟伟、霍志刚……他们中有的直接参与了我的女娲研究课题，有的尽管没有直接参与，但是积极协助我调查和整理资料，也启发了我的研究思路。值得欣慰的是，受到我的影响，一些学生也从此走上神话研究或女娲研究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广裕先生曾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版付出诸多辛劳；本书此次出版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周劲含女士和贾理智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感谢！
在这里还应特别感谢我的家人。自小到大，我的父母永远鼓励我不断积极向上、做正直勤勉的人，多次原谅我因为忙于工作而疏于探望他们的过错；先生安德明与我是研究生时期的同窗，也是事业和人生的同道，心有灵犀，常一起探讨遇到的各种问题，我的研究成果中也融汇着他的思想和启迪；姐姐丽娟和弟弟利铭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无条件地支持我；女儿安昕是我的开心果，也是我此生最大的骄傲，我对新媒介的研究得到她的很多启示和帮助。
钟先生当初希望我研究女娲，本意是希冀我能由此揭示远古历史的奥义，认识人类社会文化发生和演进的“迁移的脚印”，不料我竟由此踏入了一座宝山，从这里望去，世界的过去与现在接续一体，向我展现出风光旖旎、情态万千的迷人风貌。对此，我永怀感恩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