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8日上午，由北京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心（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与发展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城市空间与人文地理研究”系列讲座第一讲在主楼C区5049举行。著名文学评论家、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黄子平教授应邀作了题为“粤语作为方法——超越地域的文学可能”的讲座。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浴洋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沈庆利担任与谈人，陶梦真、刘一昕等青年教师与数十位校内外同学出席。

黄子平教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在1980年代即以出色的文学批评享誉学界。从1990年代开始，黄子平教授在香港任教，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代表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害怕写作》《远去的文学时代》《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文本及其不满》与《同时代人的文学批评》等。文学语言与地域文化是黄子平教授长期关注的领域。

讲座伊始，黄子平首先从鲁迅的两篇文字说起。1927年，鲁迅在港发表讲演《无声的中国》，其绍兴口音的官话需经许广平译为粤语方能被理解，本身即是一场无声的“声音的政治”展演。同期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在港大设立汉文科，以粤语倡议“老调子”，鲁迅将其刊于《循环日报》的演说词抄入《而已集》的杂文，并注解其中的粤语俗字，形成跨语际的对话。这场百年前关于声音政治的隔空博弈，提示出语言从不止于交流的工具，更关涉权力关系、身份认同与文化政治。粤语文学的百年历程，正是在殖民、民族、地域等多重权力的夹缝中，寻找自我发声方式的抗争史。

探讨粤语文学被压抑的源头，还需回到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建立“国语文学”的主张。黄子平指出，国语运动将北方官话定为公用之语，使吴语、粤语等南方方言文学彻底边缘化。但不同于胡适的“弱势”定位，粤语文学反而在边缘处顽强生长，依托地域文化底蕴、商业化推力和多元媒体协同，开辟出自身的生存和表达空间。黄子平进一步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虽与国语的建立密切相关，但在文学中仍可见到方言的顽强存在，如《创业史》《红旗谱》等1950年代小说中出现语言的“分层”现象，即叙述语言使用国语、人物对话采用方言，这与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范有关。

接下来，黄子平具体梳理了粤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其起源最早可以溯及传教士用粤语写作的手册和报纸。最重要的则是清代招子庸编撰的《粤讴》，是最早系统整理粤语民间说唱的文人著作，1904年由金文泰译为英文，走向世界。黄子平特别提到“三及第”文体，即混用文言、白话、粤语三种语体进行写作。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高雄的《经纪日记》。通过不同语码之间的丝滑切换，“三及第”文体所牵引出的是一种混杂、流动、漂浮的身份认同。讲述过程中，黄子平不时穿插作品选段的诵读，令在场听众切身感受粤语的“声音”维度。

抗战胜利后，左翼文化人在香港发起方言文学运动，为粤语文学赋予“文艺大众化”的时代使命，却终未能诞生佳作。黄子平指出，其症结在于过于偏重方言，更受欢迎的是采用分层语言、杂糅白话和方言的《虾球传》。后者的叙事方式成功平衡了在地性和普适性，验证了粤语文学跨地域传播的潜力。

多媒体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扩大了粤语文学的势力。粤剧、粤语流行曲在其中起到重要助推作用。黄子平尤其强调，技术因素如计算机的字体系统、电影字幕的添加等，对粤语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粤语写作实现从通俗文学到严肃文学的转型。黄碧云《烈女图》《烈佬传》、董启章《时间繁史》、陈冠中《金都茶餐厅》等当代粤语文学提供了重新想象城市、阶层、性别与知识生产的方法与视角，彰显出超越地域的文学可能性。

最后，黄子平总结道，“粤语作为方法”的要旨，在于从语言层面出发，拆解单一现代性的价值体系，重新反思现代中国文学内部的“混杂性”。粤语文学正是以其独特的“声音政治”，在看似铁板一块的权力叙述中凿出一道透光的缝隙，使被压抑的经验得以发声。

在与谈环节，刘勇教授表示，黄子平教授从粤语讲起，让我们看到世界。其游走四方的治学历程本身，即提示出文学的视野从不能限于一隅，而是应与诸方面相关联。以语言、地域作为方法，能够为观察文学打开一扇新的窗口，展现出个中的差异性与混杂性。沈庆利教授对黄子平教授的研究表示高度肯定，认同“混杂性”是粤语最本质的特征，并针对“粤语”作为方法和其他方言相比的独特性、粤语文学与“新南方写作”概念的关系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刘一昕老师从中国现代戏剧、翻译政治的角度，对讲座中的观点做出延伸思考。

问答环节，黄子平细致回答了现场师生的提问。李浴洋副教授总结本次讲座，认为其意义不止于香港文学或粤语文学研究，更在提供了一种“互为边缘”或“互看”的普遍方法论，背后是一种自我相对化的研究立场自觉。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纪要：付亦程

摄影：黄丽柔